芭比特和我每人推了一輛鋥亮的購物車，順著寬闊的過道移動。我們走過正在用手勢語購物的一家人。我不斷地看到眼前的彩色光線。
「你感覺如何？」她說。
「很好，我感覺很好。你怎麼樣？」
「你為什麼不去做一次體檢？如果你發現什麼事也沒有的話，不是會感覺好一些嗎？」
「我已經做了兩次檢查。什麼事也沒有。」
「查克拉伐蒂醫生說什麼了？」
「他能說什麼呢？」
「他的英語說得漂亮極了。我愛聽他說話。」
「還比不上他愛說話呢。」
「你說他愛說話是什麼意思？你的意思是，他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說話？他是醫生，必須說話。按實際的意義而言，你是在付錢給他說話。你的意思是，他在賣弄他漂亮的英語？他的話招你惹你了？」
「我們需要一些加厚玻璃。」
「別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她說。
「我正要去第五過道。」
「我不想獨自待著，傑克。我相信你清楚這一點。」
「我們會應付好這件事的。」我說，「也許會變得比以前更堅強。我們決心要好起來。芭比特不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她強壯、健康、開朗、積極樂觀。她凡事都說行。這就是芭比特的特點。」
我們一起走在過道里，一起等在收款處。芭比特為特雷德懷爾老頭的下一輪課程買了三份小報。我們在排隊等待的時候一起閱讀它們。然後我們一起走到汽車前，裝上購買的貨物。我開車回家時，我倆緊靠著坐在一起。
「但是我的眼睛有些問題。」我說。
「你什麼意思？」
「查克拉伐蒂認為我應該去看看眼科醫生。」
「是否又是那些彩色光點？」
「是。」
「別再戴那副墨鏡了。」
「不戴它，我就教不成希特勒課程。」
「為什麼教不成？」
「我需要它，就這麼回事兒。」
「這副墨鏡又蠢又沒用處。」
「我創建了一個專業。」我說，「也許我並不理解有關的全部內容，但是，這樣就更有理由不能亂來。」
幻覺危機中心關閉了，其熱線也悄悄地切斷了。人們似乎即將遺忘。即使我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上被拋棄，讓人耍了而去背黑鍋，我也幾乎無法譴責他們。
我守信地去上德語課。為了歡迎參加希特勒問題研討會的代表，我開始向老師學習可能要講的話。研討會還有幾星期召開。所有的窗戶都被傢具和雜物堵住了。霍華德·鄧洛普坐在房間中央，橢圓的臉浮現在六十瓦昏暗的燈光中。我開始猜測，我是不是他交談過的唯一的人。我也開始猜測，比起我需要他來，他是否更加需要我。一個令人窘困和可怕的念頭。
靠門口的一張破桌子上有一本德文書，標題是用不祥的粗黑體鉛字印刷的：Das Aegyptische Todtenbuch。
「那是什麼書？」我說。
「《埃及死亡之書》。」他低聲說，「一本德國的暢銷書。」
當丹妮斯不在家的時候，我常常溜達到她的房間里去。我將東西拿起、放下，站到窗帘後面朝外望望，向一隻空抽屜里瞅一眼，把腳伸到床底下去各處探探，心不在焉地翻翻書。
芭比特收聽廣播論壇節目。
我開始扔東西。放在壁櫥上下的東西、地下室和閣樓里紙盒中的東西。我扔掉了信件、舊的平裝書、留著準備讀的雜誌、需要削的鉛筆。我扔掉了網球鞋、棉襪子、指頭破了的手套、舊皮帶和領結。我發現了好幾沓學生的報告、導演椅上斷了的木杆。我扔掉了這些。我扔掉了每一隻沒有蓋的噴霧罐。
煤氣表發出一種特別的噪音。
那晚，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新聞片，報道了糕點鎮的警察從某家的後院抬出一個裝死人的袋子。記者說已經發現了兩具屍體，相信還有更多的屍體被埋在這同一個院子里。也許還有很多具屍體，也許二十具、三十具—沒有人確切知道。他用手臂在這個地區上方划了一個圈。這是一個很大的後院。
這記者是一個中年男子，口齒清楚，說話有力，然而帶一點兒親昵的口氣，傳遞出一種常與聽眾打交道、共享樂趣和相互信任的意思。挖掘工作將通宵進行，他說，一旦證實有了進展，電視鏡頭就立刻切回現場。他說這事時，聽起來像是情人在發誓。
三個夜晚之後，我踱步來到海因利希的房間，那裡臨時放了一台電視機。他穿著一件帶頭兜的球衫，坐在地板上看以上同一場面的現場報道。那個後院燈火通明，男人們手持鎬頭和鐵鍬在土堆中挖著。下著小雪的前景中站著記者，他光著腦袋，身穿羊皮上衣，正在做最新報道。警方說，他們掌握了確切的情況；挖掘者技術熟練，幹起來也有條不紊；挖掘工作已經進行了七十二個多小時了，但是尚未發現新的屍體。
一片期望落空的感覺。愁意和空虛感籠罩著現場。沮喪、遺憾的情緒。我們自己—我兒子和我，悄悄地看著，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它就在房間里，從電子的脈衝流里滲透到空氣中。那個記者開始時好像僅僅懷著歉意，但是隨著他往下談論未找到集體墳墓時，他手指著這些挖掘者，搖著頭，變得越來越凄涼，幾乎要懇求我們同情和理解了。
我努力不去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