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下午兩點鐘，懷爾德開始哭泣。六點鐘的時候，他坐在廚房的地板上，望著橢圓形的窗戶，仍然在哭。我們很快吃完了晚飯，在他四周活動，或者跨過他走到灶台和冰箱那兒。芭比特一邊吃飯，一邊觀察他。她還要去教坐、站和行走姿勢的課，一個半小時後就得開始上課。她看著我，一臉筋疲力盡和哀求的神色。她對他說了安慰的話，把他抱起來，吻他，查看他的牙齒，給他洗了個澡，檢查了他的身體，給他撓痒痒，喂他吃了飯，也試過讓他爬進他的塑料遊戲隧道。她教的那些老人會在教堂地下室里等候。
這是有節奏的哭泣，一種短促急迫的有韻律的表述。時不時地，他會突然停下來啜泣，發出一種不規則的、喘大氣的動物哀嘆聲，但是其節奏還在，節拍更強，他的臉因為精疲力竭和悲傷而變得紅撲撲的。
「我們帶他去看醫生。」我說，「然後我再送你到教堂。」
「醫生會給一個哭泣的孩子看病嗎？而且，他的醫生現在不看門診。」
「你的醫生呢？」
「我想他在看門診。但是，傑克，一個孩子哭泣算什麼病呢！我對那人能說什麼呢？『我的孩子哭泣！』」
「有沒有一種癥狀更加要緊呢？」
到此時為止，我們尚未有危機感。只不過是氣惱和絕望。可是一旦我們決定去看醫生，我們就開始手忙腳亂和犯愁了。我們尋找懷爾德的夾克衫和鞋子，努力回憶他在最近二十小時里吃了些什麼，預想醫生可能問的問題，小心地排練我們該怎麼回答。即使我們不敢肯定回答是否正確，我們回答得一致似乎至關重要。醫生對於兩個說話互相矛盾的人會失去興趣。這一憂慮一直貫穿在我與醫生們的關係中，我擔心他們對我失去興趣，關照他們的接待員跳過我的名字呼叫別人看病，把我的死亡看做理所當然。
芭比特和懷爾德走進榆樹街盡頭的醫療大樓，我就在車裡等候。醫生的診所比醫院更讓我沮喪，這是因為診所里有人們期望否定的氣氛，還因為偶爾有一個病人帶著好消息離開診所時，他會握著醫生消過毒的手大聲地笑，對醫生說的每一句話大笑，笑聲隆隆，氣壯如牛，當他走過候診室時，決意置其他病人於不顧，仍然惱人地笑著—他已經甩掉他們，與他們每周來一次時的憂心、他們的焦急和不足惜的死亡，不再有什麼關聯。我寧可到急診室去，這是城裡讓人們戰慄的地方，到這裡來的人，有的肚子吃了子彈，有的被人砍傷，有的注射鴉片製劑而睡眼惺忪，也有的針頭斷在手臂里。這一切事情與我自己註定的死亡—我的死亡是非暴力的、偏狹的、憂慮重重的—毫不相干。
他倆從明亮的小門廳里走到街上。大街上冷颼颼的，空蕩蕩的，黑沉沉的。小男孩走在媽媽身邊，拉著她的手，仍然在哭泣；他倆看起來好像是一幅出自業餘畫家之手的悲哀和災難的畫，我幾乎要笑起來—不是笑那悲哀，而是笑他們用悲哀畫就的這幅畫，笑他們的悲傷與其表現之間的大相徑庭。我的柔情和哀憐被他倆穿過人行道時的樣子破壞：兩人都穿著鼓鼓囊囊的衣服，男孩不依不饒地哭著，而他母親頭髮凌亂，行走時弓著背，真是狼狽和可憐的一對兒。他倆不善於用語言來表達悲傷，那是一種毫不做作的巨大痛楚。這不就說明何以存在職業哭喪者了嗎？他們使守靈不至於淪為滑稽的悲愴。
「醫生說什麼了？」
「給他吃了一片阿司匹林，讓他上床躺著。」
「丹妮斯就是這麼說的。」
「我把這話告訴了他。他說：『那麼，你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為什麼我們不？」
「她只是個孩子，不是醫生—這就是為什麼。」
「你把這話也對他說了嗎？」
「我不知道對他說了些什麼。」她說，「我從來搞不準自己該對醫生說什麼，更記不住他們對我說了什麼。空氣中有某種干擾。」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這就好像在外空間行走時，穿著厚厚的宇航服晃晃悠悠地進行的對話。」
「每一樣東西都在飄浮和遊動。」
「我總是對醫生說謊。」
「我也一樣。」
「可這是為什麼呢？」她說。
我在發動汽車時意識到，他的哭泣改變了聲調和音質。急促的節律變成了持續、含混的哀哭聲。他現在是在哀哭了。這是中東地區哀悼的表達方式，它所表達的痛苦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它會迸發而淹沒了造成痛苦的直接原因。這種哭泣中，有某種永恆的觸動心靈的東西。這是一種天生凄涼的聲音。
「我們該怎麼辦？」
「想個辦法。」她說。
「離你上課時間還有十五分鐘。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去，送急診室。聽聽他們怎麼說。」
「你不能因為一個孩子哭泣，就把他送急診病房。如果有什麼事情算不上急症的話，那就是它了。」
「我在車裡等著。」我說。
「我對他們說什麼呢？『我孩子哭泣。』還有，他們那兒有沒有急診病房？」
「你不記得了嗎？今年夏天我們送斯托弗一家來過。」
「為什麼？」
「他們的汽車正好在修理。」
「別管那個了。」
「他們從什麼去污器里吸進了某種噴霧。」
「送我去上課。」她說。
姿勢。我把車停在教堂門前時，她的一些學生正在地下室入口處往台階下走。芭比特用一種探究、懇切和絕望的眼光，看著她的兒子。他已經哭到第六小時了。她沿人行道跑進大樓。
我考慮把他送到醫院去。但是，如果那個坐在自己舒適的診所里的醫生—那是一個牆上掛滿了鑲著精緻金邊框的畫的診所—徹底檢查過孩子之後，什麼毛病也找不出的話，那麼急診技術人員—那些訓練成一下子就跳到人家身上，在胸脯上使勁按壓停止跳動的心臟的人—還能做什麼呢？
我把他抱進汽車，讓他靠著方向盤，臉朝我，雙腳擱在我大腿上。那大聲的哀哭一直不停，一波又一波地響著。這種聲音又響亮又純粹，以至我能夠傾聽它、有意識地去理解它，如同音樂廳或劇院里安裝上一台心理記錄儀。他不是在啜泣或哭訴，而是在邊哭邊說一些說不上名的東西，其方式之深沉、豐富，著實讓我感動。這是一種古代的輓歌，因其不折不扣的單調乏味而愈發感人。悲鳴。我用雙手托著他兩臂，使他坐直。他不停地哭的時候，我的思想中產生了一個奇妙的變化。我發現自己並不一定希望他停止哭泣，我想，這麼坐著再聽他哭一會兒，也許並非那麼可怕。我們互相看著對方。在那哭糊塗了的面容後面，有一種複雜的靈性在起作用。我一隻手扶著他，另一隻手捏著他的連指手套，用德語大聲地數他的手指頭。那無法撫慰的哭泣持續不斷。我讓它像傾盆大雨一樣向我傾瀉。在某種意義上，我進入了這哭泣之中。我讓它落下來，在我臉上和胸膛上撲騰。我開始想到，他已經消失在這慟哭的聲音之中了；假如我能加盟到他迷惘和停滯的空間，我們或許可以一起做出什麼莽撞然而可以理解的奇蹟來。我讓它穿透我的身體。我想，讓馬達和取暖器開著，再在這兒坐四個小時，傾聽這單調無變化的哀哭，也許並非那麼可怕。那樣也許感覺不錯，也許還會奇怪地撫慰呢。我進入其中，陷了進去，讓它包裹和覆蓋我。他哭的時候，一會兒睜開眼，一會兒閉上眼；一會兒雙手放在口袋中，一會兒戴手套和脫手套。我坐在那裡像一個賢哲似的點著頭。突然，我一個念頭上來，把他翻了個身，讓他坐在我懷裡，然後我發動了車，讓他來掌方向盤。我們從前這樣做過一次，那是在八月份一個星期天的黃昏時分，我們那條街深深地籠罩在沉寂的陰影之中，我們這樣行駛了二十碼距離。今番他再次配合我，只不過不管是他掌著方向盤，還是我們轉彎，還是我終於在公理會教堂後面剎車停下的時候，他一直不停地哭著。我把他放在我左腿上，一條胳膊勾著他，把他拉到我身邊，然後任憑我自己進入半睡狀態。哭聲遊動，忽近忽遠。偶爾有一輛汽車駛過。我斜靠在車門上，微微地感覺到他的呼吸氣息噴在我的大拇指上。一段時間之後，芭比特來敲車窗，懷爾德爬過旁邊的座位為她拔開了窗閂。她進了車，為他整了整帽子，從地板上撿起一團揉皺的紙巾。
我們離家還剩一半路時，哭泣終於停止了。它停得突然，在聲調和強度方面均無一絲變化過渡。芭比特什麼話也沒說，我也盯著大路。他坐在我們中間，瞅著收音機。我等著芭比特從他背後，越過他頭頂來瞥我一眼，以示鬆了一口氣，高興，擔憂，然而懷著希望。我不清楚自己感受到了什麼，想弄個明白。但是她直瞪瞪地看著前方，好像害怕任何聲音、動作、表情的敏感構造上的一點兒變化都可能引起哭泣的重新爆發。
家裡也沒有一個人說話。他們個個都默默無聲地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用畏縮和充滿敬意的眼光遠遠地看著他。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