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擠在斯泰菲小房間的窗前，觀看壯麗的日落景色。只有海因利希走開了，可能是因為他不相信共同的樂趣會有什麼益處，或者因為他認為現代的日落包含某種不祥的東西。
後來，我穿著浴袍坐在床上學習德語。我低聲自言自語地念德語單詞，心裡在納悶，我能不能在春天研討會上僅限於簡短的開場白中說德語。我也納悶其他與會者會不會期望在報告會上、用餐和聊天時，自始至終都用德語，以標誌我們的嚴肅認真及在國際學術界的獨一無二。
電視里在說：「其他方面的趨勢，均可以戲劇性地影響你的投資收入。」
丹妮斯走進來，叉開腿在床頭躺下，腦袋枕在交叉的雙臂上，臉背對著我。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姿勢中，包含了多少代碼、反編代碼和社會歷史？整整一分鐘過去了。
「我們要對芭貝做些什麼呢？」她說。
「你什麼意思？」
「她什麼事情也記不住。」
「她有沒有問你她自己是否在服用藥物？」
「沒有。」
「她沒有服用藥物，還是她沒有問？」
「她沒有問。」
「她應該問。」
「可是她沒有問。」
「你怎麼知道她在服用某種藥物的呢？」
「我在廚房水池下看到過混在垃圾中的那個瓶子，一種處方藥瓶。上面有她的名字和藥名。」
「那葯叫什麼名字？」
「『戴樂兒』。每三天服一片。聽起來好像有危害性或會上癮什麼的。」
「你那本藥品指南上對『戴樂兒』有什麼說法？」
「那裡面沒有這葯。我花了幾個小時，看了四種藥品目錄。」
「它一定是近來才上市銷售的。你要不要我來再查查那書？」
「我已經查過了。我查過了。」
「我們隨時可以打電話給她的醫生。但是我不想把這事情搞得太大。每個人都會服用某種藥物，每個人偶爾都會忘事兒。」
「不像我媽媽那樣。」
「我老是忘事兒。」
「你用什麼葯呢？」
「降壓片、輕鬆丸、脫敏葯、眼藥水、阿司匹林，常用藥而已。」
「我檢查過你們浴室的藥品櫃了。」
「沒有『戴樂兒』嗎？」
「我以為會有一隻新藥瓶。」
「醫生配了三十顆葯，就那麼回事兒，常用藥而已。每個人都吃藥。」
「我仍然想弄弄明白。」她說。
整個這段時間裡，她的臉都背對著我。這種情勢包含著潛在的陰謀，有可能讓人做出不光明正大的舉動和秘密計畫。可是，現在她改變姿勢，用一隻胳膊肘支撐上身，從床腳那一頭打量我。
「我可以問你一些事情嗎？」
「當然。」我說。
「你不會氣得發瘋吧？」
「你是知道我的藥品櫃里有些什麼的。還有什麼秘密瞞著嗎？」
「你為什麼給海因利希起名海因利希呢？」
「問得有理。」
「你不是非答不可。」
「問得好。沒有理由說你不可以問。」
「那麼你是為什麼呢？」
「我認為這個名字中有一股力量，是個叫得響的名字，其中有某種權威性。」
「他是不是根據某個人來起的名字？」
「不。他是在我創辦這個系之後不久出生的，我想當時我是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好運。我想做點兒德國式的事情。我感覺需要做出一種姿態來。」
「所以就起了海因利希·傑拉德·格拉迪尼的名字？」
「我認為也許有一種權威性附在他身上。我當時認為這名字有力量，令人印象深刻，我現在仍然這樣想。我要保護他，讓他無所畏懼。人們給他們的孩子起名金姆、凱利、特雷西。」
沉默了好長一會兒，她始終盯著我看。她的五官有點兒擠在臉的中央，這就使她在聚精會神時，看起來有些哈巴狗的好鬥神氣。
「你是不是認為我估算錯了？」
「這話不該由我來說。」
「德國名字、德國語言、德國東西中，都有某種名堂，我說不準究竟是什麼，但它就是在那兒。當然，這一切的核心是希特勒。」
「昨夜他又出現在電視里。」
「他總是出現在電視里。沒有他，我們就沒有電視節目了。」
「他們輸掉了那場戰爭。」她說，「他們能有多偉大呢？」
「一個可以成立的論點。但是，這並非是否偉大的問題。它不是善惡的問題。我不知道它是什麼。請這樣來看這件事：有人總是穿一種自己喜歡的顏色，有人持槍，有人穿上軍裝就自覺更加高大、更加強壯、更加安全。我非常感興趣的事情就在這個領域裡。」
斯泰菲戴著丹妮斯的綠色眼罩走了進來。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她爬上床，我們三個人一起翻閱我的德英字典，查找像「狂歡節」和「鞋子」這樣兩種語言里發音差不多的辭彙。
海因利希從走廊那邊跑過來，衝進房間里。「來啊，趕快，飛機墜毀的現場鏡頭。」然後他就出了房門，姑娘們下了床，他們三個人一起跑進走廊，趕到電視機那邊去。
我坐在床上有點兒不知所措。他們離開房間時的迅速和吵鬧使房間處於分子震蕩狀態。在一堆看不見的物質的殘留碎片之中，產生的問題似乎是：這裡正在發生什麼？待我來到走廊盡頭的房間時，只見到熒屏邊上有一縷黑煙。但是，墜機事件又播放了兩次，其中一次是以定格連續鏡頭重播的，同時由一位分析家解釋飛機倒栽的原因。失事的是紐西蘭空中表演的一架噴氣式教練機。
我們讓盥洗室的兩扇門敞開著。
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按照習慣和常規，我們聚集在電視機前，吃外賣的中國飯菜。電視上播放水災、地震、泥石流、火山噴發。我們以前從未對於自己的職責—星期五聚會如此專心致志。海因利希沒有拉長臉，我不感到乏味。斯泰菲差一點兒被肥皂劇里一對夫妻的吵架弄得掉眼淚，她看起來完全沉浸在這些關於災禍和死難的紀錄短片中了。芭比特想把電視頻道轉到一個喜劇性連續劇，那是在講一群不同種族的孩子如何建造他們自己的通訊衛星。她沒有料到我們會如此激烈地反對，因而大吃一驚。我們寂靜無聲地看著房屋在大團流動的火山熔岩中被衝進海洋，一座座村莊整個兒倒塌、起火。每一場災難都讓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災難，看到更大、更宏偉、更迅猛移動的東西。
我星期一走進辦公室時，發現默里坐在辦公桌邊上的椅子里，那模樣好像是在等候量血壓的護士。他說，他要在美國環境系建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研究基地，但是一直有麻煩。系主任阿爾豐斯·斯湯帕納托似乎覺得，另外一位講師—體重三百磅，名叫迪米特里奧斯·科特沙基斯的前搖滾樂歌手保鏢—享有優先權，因為他在「貓王」去世時曾坐飛機前往孟菲斯，採訪貓王的隨從和家庭成員；他自己也曾作為此特別事件解釋者的身份，在當地電視上受到過採訪。
默里承認，這超過了普通的「政變」行動。我建議，我可以非正式地、不通報姓名地出席他下次的講座，只是為了賦予這些做法一種有重要性的味道，給予他我的職務、我的研究課題、我個人的影響和名望可能具有的好處。他手指捻著自己的鬍子尖慢慢地點了一下頭。
後來在午餐時，我在一幫紐約來的流亡者佔據的飯桌上，找到了唯一的空椅子。阿爾豐斯坐在飯桌的上首，即使在大學校園的餐廳里，這也是令人矚目的所在。他身材高大，目光陰沉，一副愛挖苦人的神態，額頭上有疤痕，一把大鬍子四周已呈灰色。這大鬍子正是1969年我要蓄的那種，要不是我第二任妻子、海因利希的媽媽珍妮·塞弗里反對的話，我一定會留這種鬍子的。「讓他們看看這一片和藹可親的地方吧。」她用乾巴巴的小嗓音說，「它比你想的更有視覺效果。」
阿爾豐斯對於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全力以赴的。他懂四種語言，記憶力好得像照相機似的，還能心算複雜的數學題。他曾經告訴我，在紐約獲得成功的藝術，首先在於學會如何以有趣的方式表達不滿情緒。那裡的氣氛充滿了忿懣和牢騷。人們無法容忍你實際的難處，除非你懂得怎樣以此來使他們快樂。阿爾豐斯自己偶爾也會轟轟烈烈地使人樂一回兒。他的舉止言談能讓他消融和摧毀與他不一致的意見。當他談論大眾文化時，他運用的是宗教狂熱的僵化邏輯，一種為了信仰可以殺人的邏輯。他的呼吸變得沉重，沒有節奏，他的額頭似乎緊鎖。其他幾位紐約流亡者好像認為，他的挑戰和嘲笑就是他們努力工作的恰當背景。他們在他辦公室里向牆上擲分幣。
我對他說：「阿爾豐斯，為什麼善意而又有責任心的人在看到電視上的災難時，會覺得自己被人算計了？」
我和他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