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星期去上兩節德語課，都是後半晌去的，黑沉沉的暮色一次比一次降臨得早。按霍華德·鄧洛普的規矩，上課的全過程中，我倆要面對面坐著。他要求我在他演示輔音、雙母音和長短母音的發音時，仔細觀察他發音時的舌位高低。而我在試圖模仿這些令人不快的聲音時，他也仔細地向我的嘴巴里張望。
他的臉顯得溫和安詳。這張橢圓形的臉上一般情況下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一旦他循例做起發音動作，他的臉就開始扭動彎曲。這是一件看上去令人迷惑不解的事，像是在特別控制環境中的一次發病，很不體面地引人注目。他把腦袋縮進自己的軀體，眯縫兩隻眼睛，扮出外星人的怪相。輪到我模仿這些噪音時，只要能讓老師高興，我就如法炮製：扭曲嘴巴，緊閉雙眼—我意識到，如此折騰發出來的喊叫聲，聽起來肯定像自然規律的突發性變化，譬如頑石或老樹掙扎著開口說話。當我睜開眼，我見他離我的嘴巴僅有幾英寸，正俯身往裡瞅著。我總是奇怪他在那裡面看到了什麼。
每次課前和課後總有令人緊張的冷場。我試圖起個頭隨便聊聊，讓他談談他在教德語之前當按摩師的歲月和生活。那時他就會向前瞅著房間中央，看起來不像是憤怒或者厭倦或者躲閃，而似乎是超然物外，與一切事件毫無關係。當他開口說話，談論其他房客或房東時，他的聲音里就有某種抱怨的成分，一種拉長調子的怨氣。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以前一直在那些總是倒霉的人中間虛度光陰。
「你收了多少學生？」
「學德語的學生嗎？」
「是。」
「你是目前我惟一的學德語的學生。我以前還有別的學生。德語現在不吃香了。這些事情與別的東西一樣，風水輪流轉。」
「你還教別的什麼呢？」
「希臘語、拉丁語、航海術。」
「人們到這裡來學航海？」
「不再像以前那麼熱門了。」
「如今有那麼多人在教書，真令人驚奇。」我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老師。我認識的每個人不是老師，就是學生。你認為這意味著什麼？」
他移開目光，對著小套間的門看去。
「你還教什麼別的東西嗎？」我說。
「氣象學。」
「氣象學！你怎麼幹上這一行的？」
「我母親的去世對我產生了可怕的影響。我徹底垮了，對上帝失去了信仰。誰也無法安慰我，我完全自我封閉起來。然後某一天，我偶然從電視上看到一則天氣預報，一個生氣勃勃的小夥子，手持一根發紅光的指示棍，站在彩色的衛星照片前，預報今後五天的天氣。我對他的自信和高超的本領，佩服得坐在那裡入了迷。這個過程，好像是一條信息通過那年輕人從氣象衛星發射出來，再傳遞給坐在帆布椅里的我。我轉向氣象學以尋求安慰。我查閱氣象圖，搜集有關天氣的書籍，出席氣象氣球的放飛儀式。我認識到，氣象學正是我自己一生在尋找的東西。它給我帶來了我從未經驗過的寧靜和安全感。露水，霜和霧，陣陣小雨雪，急速的氣流。我確信急速的氣流中有某種雄偉的氣勢。我從此步出自己窩居的殼兒，開始與街上的人們交談。『好天！』『看樣子要下雨。』『你覺得很熱嗎？』每個人都注意天氣情況。你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看看天氣。你這樣做，我也這樣。我列了一個單子，寫上自己期望在氣象學方面做出的最終成就。我上了一門函授教程，取得了一個有權在法定居住人數少於百人的建築里教授該課程的學位。我教氣象學的地點，有教堂地下室、活動房停放處、家庭的私密室和起居室。他們來到中溪鎮、木材鎮、水城，來聽我講課。有工廠工人、家庭婦女、商人、警察和消防隊員。我在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了某種東西：饑渴—不由自主的需求。」
在他保暖內衣的袖口上有許多小洞。我們正站在房間的中央，我等待他繼續往下說。此時正值一年中、一天中的最佳時刻，等待瑣屑然而持續不斷的煩惱進入事物的內部。黑暮、沉寂、透心的寒冷。某種天生的孤獨。
我回到家的時候，鮑勃·帕爾迪正在廚房裡練習高爾夫球的揮棒動作。鮑勃是丹妮斯的父親。他說，他正要到玻璃鎮去做演示，開車經過城裡，心想或許可以帶我們全體去吃一頓飯。
他雙手合攏，在自己的左肩上方慢慢揮動，隨後平穩地做出擊球的弧形動作。丹妮斯坐在靠窗的凳子上注視他。他穿一件半截頭的粗羊毛衫，兩隻袖子鬆鬆地懸在襯衣袖口上。
「什麼樣的演示？」她說。
「啊，你曉得的，展示圖表啦，標上箭頭啦，在牆上塗些顏色啦。這是一種擴大影響的基本手段，心肝寶貝兒。」
「你又換工作了嗎？」
「我在籌集基金，而且忙得不可開交，相信我吧。」
「什麼樣的基金？」
「任何可以籌集的東西，你明白嗎？人們要把食品券給我，那些蝕刻版印刷的玩意兒。嘿，好極了，我不在乎。」
他俯身做著將球輕擊入洞的動作。芭比特交叉雙臂，斜靠在冰箱的門上，望著他。樓上，一個英國口音的聲音傳來：「除了旋轉的感覺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眩暈。」
「基金幹什麼用？」丹妮斯說。
「有一件小事你或許已經聽說過，稱為『核事故準備基金會』。一種根本上是工業方面的法定防護基金，以備萬一發生某種情況時有用。」
「以備萬一發生什麼情況？」
「以備萬一我餓暈過去了。讓我們悄悄地弄點兒肋排骨，我們為什麼不呢？你們中間有喜歡腿肉的人，有喜歡胸脯肉的人。芭比特，你有什麼說的？我幾乎準備好了宰殺我自己的動物。」
「不管怎麼說，你這一次換了幾份工作？」
「別來煩我，丹妮斯。」
「沒關係，我不在乎，干你想乾的事好了。」
鮑勃把三個大一點兒的孩子帶到大篷車遊樂場去。我開車送芭比特去給特雷德懷爾讀報，這瞎老頭和他姐姐一起住在河邊的房子里。懷爾德坐在我倆中間，翻弄著特雷德懷爾奉為寶貝讀物的超市小報。芭比特作為給盲人朗讀的志願者，對於這老頭喜歡說不出口的庸俗的讀物的口味持有保留意見。她認為，殘疾人道德上必須規範於更為高尚的娛樂方式。如果我們不指望人類精神在他們身上取得勝利，那麼我們還指望誰呢？他們應該樹立一個榜樣，正如她以身作則地當著讀報人和道德弘揚者。但是，她在自己的職責上是很稱職的，她給他朗讀時極為認真，好像在對一個小孩子轉述死者在答錄機上的留言。
懷爾德和我在車裡等候。朗讀結束後，我們三人計畫在「精緻餅店」里與到大篷車遊樂場玩的那伙人會合。他們在那裡吃甜點心，我們就吃晚飯。我隨身帶了一本《我的奮鬥》 來打發今晚這段時間。
特雷德懷爾的家是一座木結構的舊房子，沿游廊的格子棚架已經鏽蝕。芭比特進去之後不到五分鐘就出來了，她滿腹狐疑地走到游廊的盡頭，向昏暗的院子里張望。然後，她慢吞吞地向車子這邊走過來。
「門開著，我進去，卻一個人也沒有。我四周都看了，一樣東西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我上了樓，見不到任何生命的跡象。好像也沒有丟失什麼東西。」
「關於他姐姐你知道些什麼？」
「她比他年紀還大，而且，如果不考慮他瞎了而她沒有瞎的話，那麼她的情況也許更糟。」
附近的兩幢房子黑沉沉的，都標著要出售。這個地區內其他幾幢房子里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最近幾天特雷德懷爾姐弟倆的行蹤。我們把車開到警察的營房，向一個坐在計算機控制台後面的女職員詢問。她告訴我們說每十一秒鐘就有一個人失蹤，然後就把我們講的話錄了音。
在城外的「精緻餅店」里，鮑勃·帕爾迪靜靜地坐著。當我們一家人邊吃邊談時，這位高爾夫球手柔嫩粉紅的臉已經在他腦袋上耷拉著。他的皮肉似乎整個兒在下垂，他看起來有一種被嚴格規定減肥的人的可憐相。他的頭髮是花大價錢修剪和分出層次的，邊梳理邊染上去適量的顏色。這樣打理頭髮著實帶有相當的技術含量，但是它似乎需要用在一顆更有生氣的腦袋上。我意識到芭比特正在仔細端詳他，設法弄明白他倆做夫妻時所度過的風雨飄搖的歲月包含了什麼樣的意義。真是滿目瘡痍。他酗酒，賭博，把車開到河裡，被人炒魷魚，辭職，退休，改名換姓來到煤城，雇了一個女人，讓她一邊與他性交，一邊對他說瑞典語。那個瑞典女人的事讓芭比特怒不可遏—不光是這件事，他居然還要來坦白—她就打了他，用手背、手腕和胳膊肘打他。往昔的愛情，往昔的恐懼。此刻，她望著他，懷著一股溫柔的同情，還有一團似乎是深沉、愛戀的思念，而且豐富得足以對於他目前一連串痛苦具有降伏一切的魔力。但是，在我把思緒拉回到所讀的書中時，我當然明白，這只不過是稍縱即逝的感情，是沒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