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死亡的夢魘中驚醒，大汗淋漓。我感到恐懼和痛苦不堪，卻毫無防衛之力。這是我生命中心的一次停頓。我應該從床上爬起來，扶著牆面和樓梯欄杆穿過黑暗的房子，摸索我的出路，使我的靈魂回到軀殼，重新進入這個世界。可是，我既缺乏這種意志，又缺乏這樣做的體力。汗珠從我的兩肋往下淌。收音機上數字鐘的讀數為3：51。這樣的時刻總是奇數，這有什麼意思嗎？難道死亡是奇數？有沒有強化生命的數字和威脅生命的數字？芭比特在睡夢中發出喃喃聲響，我往她身邊挪動，聞到了她的體熱。
我終於入睡，醒來時聞到一股麵包片烤焦的味道。那該是斯泰菲做的好事兒。她常常不管在什麼時候故意把麵包片烤糊。她喜歡這種焦味兒，已經上了癮。這是她的寶貝氣味，讓她感到過癮；這是木炭的煙味、掐滅的蠟燭或七月四日獨立日放煙火時滿街的火藥味所沒法滿足她的。她已經排列出了自己喜好的順序：先是燒糊的黑麥，然後是燒糊的蛋白，等等。
我穿上浴袍下樓去。我總是穿著浴袍走到什麼地方去一本正經地對孩子們訓話。芭比特和她一道在廚房裡，使我吃了一驚，我還以為她仍然躺在床上呢。
「要吃幾片烤麵包嗎？」斯泰菲說。
「下星期我就是五十一歲了。」
「那不算老吧？」
「二十五年來我的感覺都一樣。」
「這樣不好。我母親多大年紀了？」
「她仍然年輕。我們頭一次結婚時，她才二十歲。」
「她比芭貝年輕嗎？」
「差不多年齡。正因如此，你不該認為我是那種不斷找年輕女人的男人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回答是說給斯泰菲聽的，還是說給芭比特聽的。這事發生在廚房裡，默里對此可能會說，這種地方數據多並且層次深。
「她仍然在中央情報局工作嗎？」斯泰菲說。
「我們不應該談論這件事。她只是一個合約情報員。」
「那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人們為了掙第二份收入而去兼職。」
「她具體做些什麼事呢？」芭比特說。
「巴西打來一個電話，她就要行動起來。」
「然後做什麼呢？」
「她帶著裝滿錢的手提箱在拉丁美洲到處跑。」
「就這些嗎？那我也會做的。」
「有時候他們送書給她審閱。」
「我見過她嗎？」芭比特說。
「沒有。」
「我知道她的名字嗎？」
「達娜·布里德拉夫。」
當我說這個名字時，斯泰菲的嘴唇做著它的口型。
「你不打算吃那東西了吧？」我對她說。
「我總是吃自己烤的麵包片。」
電話鈴響，我撿起話筒。一個女人的聲音發出尖聲的「哈羅」。這聲音說它是計算機發出來的，是銷售調查的一部分，目的在於確定當前消費欲的水平。它又說要提若干問題，每個問題之後都會有停頓，以便讓我做出回答。
我把話筒交給斯泰菲。當她顯然忙著回答那合成的聲音時，我才低聲地和芭比特說話。
「她喜歡搞陰謀。」
「誰？」
「達娜。她喜歡把我卷進是是非非之中去。」
「什麼樣的是是非非？」
「小集團。挑唆一些朋友反對另外一些朋友。家庭陰謀，工作單位里的陰謀。」
「聽起來像是老一套的玩意兒。」
「她對我說英語，在電話上說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
斯泰菲扭轉身，用空著的那隻手把套頭衫扯得老遠，好看上面的標牌。
「丙烯腈綸纖維。」她對著話筒說。
芭比特核對了她套頭衫上的標牌。天開始下細雨。
「快滿五十一歲是什麼感覺？」她問。
「與五十歲時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一個是偶數，一個是奇數。」她指出道。
那晚，默里在雙眼煤氣灶上燉了一隻青蛙似的康沃爾母雞，請我們在他那灰白色的房間里吃了一頓不同尋常的飯。隨後，我們一個個從金屬的摺疊椅里站起身來，轉移到床上喝咖啡。
「我當體育新聞記者時，」默里說，「常常去旅行，生活在飛機上、旅店裡和露天體育場的灰土中，在公寓里從沒有家的感覺。現在我終於有一個窩了。」
「你已經做得很了不起了。」芭比特說，她的眼光絕望地掃視著整個房間。
「它狹小、黑暗、尋常，」他自感滿足地說，「是一個思想的容器。」
我指著街對面幾英畝空地上陳舊的四層樓房做著手勢。「你聽得到那瘋人院里的吵鬧聲嗎？」
「你是說打罵和喊叫聲嗎？有意思的是，人們仍然把它叫作瘋人院，那可能是它奇特的建築式樣—陡峭的房頂、高聳的煙囪、圓柱、東一搭西一搭古怪或者兇相的小花飾—造成的印象，不過我還說不準。總之，它看起來不像療養院或精神病院，而像一座瘋人院。」
他的西裝褲膝蓋處已經磨得發亮。
「很遺憾你們沒有把孩子們帶來。我想了解小孩子。這是一個孩子的社會。我對學生們說，他們的年齡已經太大，不會被看做社會的中堅力量了。他們每分鐘都在分道揚鑣。『即使是我們坐在這裡的此時此刻，』我告訴他們，『你們也正在從核心離去，不再被看做一個群體，也不再是廣告商和大眾文化生產者追逐的對象。孩子們是真正具有普遍行為模式的一個群體。但是你們大大地過時，已經開始落伍，對你們所消費的產品感到隔閡。這些產品是為誰設計的？你們在整個營銷計畫中占什麼地位？你們一旦離開學校，那麼，感受無邊的孤寂和作為喪失了群體特徵的消費者的不滿情緒就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了。』然後我用鉛筆嗒嗒嗒地敲擊桌子，表示時間正在如此不祥地逝去。」
因為我們都坐在床上，默里必須向前躬著身子，目光越過懸在我手裡的咖啡杯子，才能與芭比特交談。
「你總共有多少個孩子？」
芭比特似乎遲疑了一下。
「當然是懷爾德。還有丹妮斯。」
默里喝了一口咖啡，咖啡杯還沒有離開下嘴唇，就斜著眼想看她一眼。
「還有尤金，他和他爸今年住在西澳大利亞州。尤金今年八歲。他爸爸在澳大利亞偏僻的內地做研究，他也是懷爾德的爸爸。」
「這個男孩正在沒有電視的環境下長大。」我說，「默里，這可能會使他變成一個值得交談的野孩子、一個從灌木叢中解救出來的野人。他聰明，也能讀書寫字，卻被剝奪了標誌他獨特族類的深層代碼和信息。」
「只有當人們忘記怎樣去觀看和傾聽時，電視才成為一個問題。」默里說，「我的學生們一直在與我討論這事。他們開始感到應該反對媒體，正如上一代人反對他們的父母和國家。我告訴他們必須重新像小孩子一樣觀察事物。發現內容。傑克，用你的話說就是尋找代碼和信息。」
「他們對此說什麼？」
「電視僅僅是垃圾郵件的另外一個名稱。但是我告訴他們，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對他們說，兩個多月以來，我一直坐在這個房間里，看電視一直看到半夜之後，仔細地聽，還記筆記。讓我告訴你，這是一種偉大的因而令人感到渺小的、幾近神秘的經驗。」
「你的結論是什麼？」
他拘謹地交叉雙腿端坐著，咖啡杯放在懷裡，正視前方，微笑著。
「波與輻射。」他說，「我終於明白了媒體是美國家庭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閉、永恆、獨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們的起居室中降生的一個神話，就好像是我們在夢境和潛意識裡所感知的某樣東西。我非常感興趣，傑克。」
他看著我，仍然神秘兮兮地竊笑著。
「你得學會怎樣去觀察。你自己必須面對和接受各種數據。電視提供的精神方面的數據之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它開啟了世界誕生的古老記憶，它歡迎我們進入系統的柵格，那些組成圖案的嗡嗡響的小圓點聯結起來的網路。有光線，有聲音。我問學生們：『你們還需要什麼嗎？』看看包含豐富數據的網路、光彩奪目的電視節目、廣告歌詞、作為生活片段寫照的商業廣告、黑暗中猛地推出的產品、代碼化的信息和無休止的重複，聽起來像頌辭和禱文。『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如果我們能夠牢記如何心無邪念地去響應，忘卻懊悔、厭倦和反感情緒，媒體中實際上充盈著莊重的程式。」
「但是你的學生不這樣認為。」
「按他們的說法，電視比垃圾郵件還糟，只是人類發泄意識中的死亡苦悶。他們為以前看過的電視感到羞恥。他們願意談論電影。」
他起身給我們的杯子里添咖啡。
「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的事？」芭比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