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不好過的時候，人們就覺得必須大吃大喝。於是，鐵匠鎮上到處是肥胖的成人和兒童，個個有粗短的大腿，穿著肥大的褲子，搖搖擺擺地蹣跚而過。他們費力地從小汽車裡鑽出來。他們穿運動衫，全家一塊兒外出跑步。他們腦滿腸肥地招搖過市。他們在商店裡、在汽車裡、在停車場上吃，在大樹底下吃，排隊等公共汽車和買電影票時也吃。
似乎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免了這吃喝的狂熱。雖然他們有時候語無倫次、手足無措，卻身材苗條、面色健康—女人們精心修飾得整潔大方，男人們神色專一、衣冠楚楚—在超市的外面挑選購物車。
我穿過中學的草地，來到大樓的後面，向露天小體育館走去。芭比特正在沿著體育館的台階往上跑。我在石條座位的頭排坐下。天空布滿了條紋狀的雲。她跑到體育館的頂部之後停下來，兩手放在高高的護牆上，身體斜伏在上面略事休息。然後，她轉過身來往下走，乳房在胸前抖動。風吹動她那寬大的運動衣。往下走時，她張開雙手的五指，按著臀部。她抬起臉，享受涼爽的空氣，所以沒有看見我。走到最底下的台階時，她又轉身面向座位，做起舒展頭頸的運動。然後她重新開始往上跑。
她三次這樣跑著上台階，然後慢慢地走下來。周圍一個人也沒有。她認真地做著這項運動，頭髮飄拂，雙腿擺動，肩膀起伏。每次到達頂部她就俯身在護牆上，低著頭，上身抖動。當她最後一次下來時，我到運動場邊上去迎她。我擁抱了她，兩手伸進她灰色的棉運動褲褲腰裡。樹梢頂上出現了一架小飛機。芭比特一身濕漉漉的汗，暖暖的，還發出一種小動物的嗡嗡聲。
她跑步，她鏟雪，她給澡盆和洗碗池堵縫。她與懷爾德一起做字謎遊戲；每到晚上，她就在床上朗讀經典的色情小說。我做什麼呢？我轉動垃圾袋，把它們擰起來；我在學校的泳池裡游上幾圈。我外出步行時，如果顛簸的車子悄然無聲地跟著我，突然出現在我身邊，我會嚇得像白痴似的跳起來。芭比特對狗和貓說話。我從右眼角瞥見彩色的光點。她計畫著我們從不實行的滑雪旅行，滿臉激動得放光。我步行上山到學院去，看見有些新家舍的車道兩旁刷成白色的石頭。
誰會先死？
這個問題居然像汽車鑰匙在哪裡一樣，不時地冒出來。它使我們之間的一句話戛然而止，把相互的一瞥延長。我納悶這種想法本身是否就是性愛本質的一部分，是顛倒過來的達爾文主義，賜予未亡人憂愁和恐懼。或者它是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中的某種惰性氣體，像氖之類的稀有元素，具有熔點和原子量？我在煤渣跑道上用雙臂摟住了她。孩子們跑著來到了我們身邊，有三十個穿鮮艷短褲的女孩，簡直是難以想像的跳動著的一團物質。急促的呼吸，腳步落地時參差不齊的節奏。有時候，我想是我們的愛情缺乏經驗，關於死亡的問題就成了理智的提醒，它治癒我們對未來的無知。簡單的事物註定滅亡，或者那隻不過是一種迷信？我們看著女孩們又跑過來了。她們現在做好了比賽的準備，臉上和特別的步態所表現的渴望中幾乎沒有一點兒沉重，因而能夠輕輕落地。
馬里奧特機場，市區旅行社，謝拉頓旅館和會議中心。
回家的路上，我說：「比伊想在聖誕節來玩。我們可以讓她跟斯泰菲一起睡。」
「她們倆認識嗎？」
「她們在迪士尼樂園見過。不會有問題的。」
「你什麼時候到過洛杉磯？」
「你說的是阿納海姆吧。」
「你什麼時候到過阿納海姆？」
「你說的是奧蘭多吧。到現在有三年了。」
「我那時在什麼地方？」她說。
比伊是我與特薇迪·布朗納結婚生的女兒，在華盛頓郊區剛剛開始上七年級。她在韓國住了兩年，難以適應美國的生活。她上學乘計程車，給漢城和東京的朋友打國際長途電話。在國外時，她要吃番茄醬三明治和特里克斯牌的玉米條。現在，她用韭芽和蝦米做哧哧響的飯菜，老是霸佔特薇迪那飯店級別的煤氣灶。
那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們預訂了中國飯菜，全家六口人坐在一起看電視。這是芭比特定下的規矩。她似乎認為，如果孩子們每周一個晚上與父母或繼父母一起看電視，其效果就是讓電視在他們眼中失去魅力，並使它成為健康的家庭活動，電視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腦筋的可怕力量就會減弱。這種推理讓我模糊地感到自己被藐視了。事實上，這樣度過的晚上對於我們所有的人，都是一種微妙的懲罰。海因利希一聲不響地坐著吃他的蛋卷。每次電視屏幕上有什麼可恥或侮辱性的事情似乎要發生在某人身上時，斯泰菲都變得焦躁不安。她有一種為別人著急的博大胸懷。她常常會離開房間，直到丹妮斯向她發出場面結束的信號才回來。丹妮斯利用這種時候勸導妹妹要堅強，說人活在世上需要卑鄙無恥的厚臉皮。
每逢星期五，在電視機前坐了一晚上之後，我就埋首於有關希特勒的研究直至深夜，這成了我的正式習慣。
某個這樣的夜晚，我上床之後，對躺在身邊的芭比特說，校長早在1968年就曾經勸告過我，如果我想被嚴肅地當作希特勒問題的創新者，我就應該對自己的名字和外表下點兒功夫。他說傑克·格拉迪尼這名字不行，問我還有什麼別的名字可以用。我們最後商定，我應該創造幾個額外的縮寫首字母，稱自己為J.A.K.格拉迪尼，這個標籤使我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來的外套。
校長警告我注意他所謂我對自我形象表現不力的傾向。他大力建議我增加體重。他要我「長大」，成為當之無愧的希特勒問題專家。他自己身材高大、下顎寬厚、紅光滿面、大腹便便，拖著一雙大腳丫，一副呆鵝的樣子，真是一個可怕的組合。我的優勢是身材相當高，大手大腳，可是太需要塊頭了—或者他是這麼認為的—一副不健康的超重模樣，充墊過的、笨重龐大誇張的樣子。他似乎是在說，如果我變得更丑，將大大有利於我的事業。
所以，希特勒賦予我成長和發展的目標；我有時已經在這麼嘗試。厚重的黑框眼鏡和暗色的鏡片是我自己的主意，這是因為我現任妻子要我不留蓬蓬鬆鬆的大鬍子而做出的選擇。芭比特說她喜歡J.A.K.這一組字母，並且認為這樣做不是庸俗地惹人注意。對她來說，這幾個縮寫字母暗示著尊嚴、重要性和聲譽。
我只是名字後面的虛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