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時分，旅行車排成一條閃亮的長龍，魚貫穿過西校區，然後緩緩繞過橘黃色的工字鋼雕塑，向宿舍區行進。旅行車的車頂上滿載著各種各樣的物品，小心地綁著的手提箱里塞滿了厚薄衣服；盒子里裝著毛毯、鞋子、皮靴、文具書籍、床單、枕頭和被子；有捲起的小地毯和睡袋；有自行車、雪橇板、帆布背包、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馬鞍、充了氣的筏子。當車子減速緩行並終於停下時，大學生們立即跳下車，衝到後面的車門，開始卸車內的東西：立體音響、收音機、個人電腦；小冰箱和小拼桌；唱片盒和音帶盒；吹風機和燙髮夾；網球拍、足球、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管制物品、避孕藥丸和器具；還有形形色色仍然裝在購物袋裡的小吃—蔥蒜味土豆片、辣味乾酪玉米片、焦糖奶油小餡餅、名叫華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水果軟糖和奶油爆米花；達姆汽水和「神秘」薄荷糖。
這樣的景緻，二十一年來每年九月我都能見識一次。每次無一例外都是一個精彩的節目。大學生們滑稽地喊叫著互相招呼，情意綿綿地跌進對方的懷抱。他們總是言過其實地吹噓自己在暑假中怎樣無法無天地尋歡作樂。父母們站在車子旁邊，被太陽曬得頭昏眼花，從各個方向看著他們自己的形象。煞費苦心晒黑的皮膚。精心打扮的面孔和滑稽的表情。他們感覺到一種新生和一種共識。女人們飲食嚴格，因而身材苗條，表現出活潑有生氣的樣子，還說得上很多人的名字。她們的丈夫心甘情願地安排時間，不經意但是也不發牢騷，為父有成，渾身上下透出一股投了大宗保險的神氣。現下的這個旅行車大聚會，如同他們一年裡會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正式的禮拜儀式或法律條文，更明確地讓這些父母明白，他們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連的人，一樣的民族，一樣的國民。
我離開辦公室，下山進城。城內有些房子建有塔樓和兩層高的門廊，住戶們坐在古老的楓樹的陰影下。這裡還有希臘復古式和哥特式的教堂。一所瘋人院有一條細長的柱廊、帶花飾的老虎窗和陡峭的房頂，最上面是鳳梨狀的尖頂飾。芭比特、我和我們以前結婚所生的孩子，住在一條安靜街道的盡頭，這裡先前是一片坑坑窪窪的林地。後院的遠處，下面有一條高速公路。每到晚上，當我們歇息躺到黃銅床上時，就能聽到稀稀拉拉的車輛飛馳而過，遙遠、平穩和低沉的聲響縈繞在我們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靈魂在夢際喋喋不休。
我在山上學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1968年3月，我創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開張，那是一個寒冷、晴朗，偶爾會有一陣東風的日子。當我向校長提議是否可以成立一個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業的系，他立刻看到了這種可能性。此事馬上轟動一時，成了成功之舉。校長後來當上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顧問，直到他去世—當時他正坐在奧地利的一輛上山吊車中。
在第四大道和榆樹街的十字路口，汽車左拐就能到達超級市場。一名女警察蜷伏在盒子一樣的汽車裡巡視該地區，查看是否有違章停車、超速行駛和過期的驗證。全城的電話線桿上，都貼著自撰的尋找貓狗的啟事，有的還是小孩子的筆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