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她安排在一個安靜的房間里，放了一箱她喜歡的加香氣泡礦泉水。這裡原來是萊妮住的房間，裡面掛著重新塗銀的鏡子，擺放著大屏幕電視機。
不久以前，傑夫不再穿寬鬆式短褲，不再戴帽檐朝後的帽子了，開始恢複他原來的打扮。他的電腦帶有多媒體功能，可以看那一段著名的視頻：一名駕車人遭到得克薩斯州公路殺手槍擊。傑夫對這樣的影像很感興趣，設計了例行程序，使用了過濾技術，以便消除背景畫面，尋找失去的信息。他提升了視頻的畫質，使用超慢方式播放，試圖在數據群中發現某種像素，以便找到線索，確定拍攝者的身份。
這個裝置夾在我的運動褲上，僅有3.5盎司重，顯示我跑過的距離和消耗的卡路里，甚至還能顯示我的步幅。
他出去買煙那年，我十一歲。那天黃昏，天氣溫暖，有人在街上的遊樂室里玩皮諾克爾紙牌，街上到處飄蕩著從收音機里傳出的聲音。那時，總是有人開著收音機。他們把他弄到果園海灘附近，那裡的海岸線遍布水灣。他們把他扔到海里，他的屍體漂浮在海岸岩石之間的海草叢中，飄浮在柔軟生物構成的黑暗中。這並不是說我真的記得那天的天氣，記得那些玩紙牌的人。那時，總是有人開著收音機，總是有人玩紙牌。
我們希望自己家裡的垃圾分類明確，安全無害。我們沖洗用過的瓶子，放在專門的垃圾箱里，不厭其煩地把麥片盒子上的蠟紙剝下來。這就像清潔埃及法老的身體，以便死後下葬。我們希望以正確的方式打理細枝末節的事情。
他從不把數字寫在紙上，他有記憶數字的超強腦袋，那是專門記錄數字的存儲體。
我們給她配備了空氣加濕器、衣架、質量良好的硬床墊，還有瑪麗安原來使用的梳妝台。那件傢具非常漂亮，有一些年頭了。
在青銅色塔樓的辦公室里，我穿著經過熨燙的襯衣，凝望著遠處的棕土色山崗，心裡感覺踏實，安全，這讓我與更加強大的東西聯繫起來。
在青銅色塔樓里，另外一位經理清理著喉嚨，在低沉的嘶啞的聲音中，我聽到什麼東西從耳際飄過，孩提時代的遺留下來的秘密，他在自己生命中玩過的遊戲。也許，街道上的氣溫是華氏108度。他監視他自己。第三人稱監視第一人稱，「他」監視「我」。「他」知道「我」甚至難以想像的東西。也許，街道上的氣溫是華氏110度，112度，電話鳴響，傳來經過組合的短語。第三人稱指派他的無名小卒刺殺第一人稱的重要人物。
他們小時候我常常告訴他們，反反覆復地告訴他們，這叫洗碗機，這叫包裝，這叫茶壺嘴。
在青銅色塔樓里，我們使用受到傷害的少數派的言辭，以便防止出現影響經營的法律條文。我們的首席執行官阿瑟·布萊辛認為，真正的感覺從街頭巷尾傳上來，企業完全懂得。我們學習如何訴苦，如何擅用受害者的語言。每天早上，阿瑟在車裡都聽廣播里的街頭說唱，關於如何發瘋的，關於如何上床的，關於如何公平的——必要時應該通過暴力手段奪回自己應得的東西。他相信，這是唯一的訴求方式，舍此不能對政府造成影響。有一次，阿瑟在公司的飛機上給我背誦了歌詞，我們一起像他那樣發出古怪的笑聲。那笑聲發音清晰，語速緩慢，抑揚頓挫，像是文字組成的。
回到家裡之後，我喜歡塗抹防晒霜，臉上和腿上都塗，然後沿著兩旁種著歐洲夾竹桃和棕櫚的寧靜街道跑步，沿著排水渠道的紅土堤岸跑步。即使我的皮膚已經變為橄欖色，堪與我的老爸相比，天氣酷熱時，我在強烈的陽光下跑步，覺得保護指數上升到了60。我心裡惦記這一點：曾幾何時，15是經過科學證明可以提供的絕對最大防晒指數，現在上升到了30，上升到了60。我在途中看到，樹榦塗抹了石灰，以便抵禦冷酷無情的日照。
麵包要切得厚，這就是他擺弄麵包的心得。那種麵包是圓形的，外面是酥皮的，他稱為坎波巴索麵包。坎波巴索是那家麵包店的店名，而店名本身是義大利的一個山區小鎮的名字。他說，即便是最好的麵包，如果切得薄，也是一文不值的。我看著他刮鬍須，看著他切麵包，用一隻手抓住麵包，另一隻手——就是握刀的手——的拇指放在刀背上，控制每片的厚度，一刀切開酥皮，進入鬆軟的中心。
萊妮生下她的孩子——她的女兒——時，我覺得心裡湧起一陣溫柔的歡娛。或者說，那是一種慰藉，某種長期存在的擔心或害怕隨之消失，某種對男人的嘲笑隨之消失。家裡所有的女人都聚集在壁爐旁，包括住在淡綠色房間里的母親，還有這個在死亡的躁動中挪動兩腿呱呱落地的孩子。謝天謝地，是個女孩。我覺得非常愉悅，身體深處的某種心結慢慢解開。我看見她躺在媽媽的胳膊上，赤身裸體，沐浴在燦爛的燈光里。
我們只在星期二處理塑料，不過瓶蓋和盒蓋除外。Waste（廢品）這個單詞很有意思，其來源可以追溯到古英語，古挪威語，最後到拉丁語，它的派生詞包括虛無、空白、消失和破壞。
鳳凰城的居民被稱為鳳凰人。
儘管我給她講了關於被盜汽車的事情，他們所說的問題我並不說。我們——瑪麗安和我——兩人說話。我們說，如果有人看見我們的兒子犯罪，他們可以描述的特徵只有兩點：一個是他的膚色，另一個是他貼在本田汽車後保險杠上的調侃性不幹膠標識。當然，條件是他的本田車是犯罪現場的一個要素。那個不幹膠標識是別人送給他的，上面寫著：開快車行不通。
瑪麗安和我看到擺放在貨架上樣子光鮮的商品，雖然還未購買，就已經考慮到它們形成的垃圾。我們沒有問那東西將會變為什麼樣的砂鍋菜？我們問的是，那東西將會形成什麼樣的垃圾？是安全、乾淨、容易處理的嗎？它的包裝是否可以回收，是否可以變為難以使用嘴舔的方式封口的深色紙袋？我們先考慮商品形成的垃圾，然後才看它是食品，燈泡，還是去屑洗髮水。我們會問，它究竟會形成什麼樣的廢品？我們會問，如果一種食品的包裝將會存在一百萬年，吃那樣的東西是否是負責任的行為？
遵從民間習俗，他從來不把數字寫在紙上。
一夜接著一夜，我倆——我母親和我——坐在昏暗的燈光下，看重播的《蜜月期》。拉爾夫·克拉姆頓飽受無法阻止的痛苦的折磨，每天慟哭不止。也許，母親認同的角色是艾麗絲。那個角色穿著圍裙和棉布衣服，住在陳設簡陋的公寓中，家中的過道里瀰漫著食物氣味。但是，艾麗絲的丈夫是公共汽車司機，常常待在家裡，不願出門。他駕駛的汽車是社會特許的。拉爾夫和艾麗絲沒有孩子，所以不用擔心，省去許多折磨。有的孩子沒有父親。屍體甚至也不是從海岸岩石之間的海草中冒出來的，它在海面上飄浮，一個星期天早上被兩個人發現。他們當時乘著租借的划艇，帶著一個用來捕撈螃蟹的籠子。傑米·科斯坦扎的遺體已遭噬咬，遍體鱗傷，年齡無法確定。
我返回得克薩斯州的沿海低地，頭戴配有礦燈的硬殼頭盔，站在兩千英尺深的鹽層通道上，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採訪。製片人站在鏡頭之外提問，我滿口都是鏟車揚起的帶著鹹味的塵土，想方設法說出讓她滿意的回答。
有人從事的工作未經社會特許。深夜裡，我在過道和巷子里聽到腳步聲，心裡發出疑問，是否是傑米回來了？他從死亡世界，從黑暗世界，也許就是從新澤西州回來了。剛剛破曉，我急忙起來，穿上衣服，暖氣在管道里發出陣陣響聲。身穿壽衣的義大利人這時正在舉行清晨彌撒。孩子們神經繃緊，讓人覺得這些小傢伙比咖啡渣更難對付。他們在寒冷的清晨去參加彌撒。大兒子有時情緒低落，有時帶著毫不掩飾的憤怒，與人保持距離，冒著夜間凍雨，爬上房頂抽煙。
我看著好彩香煙的標識，心裡想到了靶子。
我看見身穿登月服的人掩埋裝有核廢料的圓桶，心裡想到了地下深處具有生命力的岩石，想到在地下進行的核反應，想到半衰期，想到原子核數衰變一半的原子。最普通的鈾同位素受到中子的轟擊，產生能夠裂變——如果我們可以從分裂的原子的能量中生成裂變這個動詞——的鈈。這種同位素的質子數是238。把這幾個數加起來，得到的結果是13。
然而，製造出來的那些核彈沒有投放。我回想起來，我們站在低矮的鋼筋水泥建築中聽克拉拉·薩克斯提到了那些駕駛戰略轟炸機的軍人。導彈依然在旋轉發射裝置上，操作人員回來了，原定的目標城市未被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