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親的房間里，和她坐在一起，一邊看電視，一邊聊天。我們不時停下話頭，以便回憶原來的事情。一個人談到某件引起回憶的事情，然後一起回憶往事。
我母親擁有一種特殊方法，可以如實地回憶過去的事情。她提到人名和事件，讓它們懸浮起來，既不附加愉悅，也不附加遺憾。有時候，她僅僅說出一個單詞，一個詞語或者短語會指向過去，讓我想起在數十年中未曾想到的東西。她對回憶起來的內容充滿自信，帶著一種確定心態，穿越過去的時光——這樣的確定心態她是無法用於現在的瞬間、小時或者日子的。她常常以自嘲的口吻問：今天星期幾啊？我應該今天去聽彌撒，還是明天去呢？我開車送她去聽彌撒，然後接她回家，這是我每周之內所做的最可靠、最令人滿意的事情。我了解彌撒開始的時間、種類和長度，並且確保她隨身帶有足夠的現金，用以支付捐贈。我倆坐在房間里聊天，這種氛圍似乎對她毫無影響。她回想起來的瞬間以巨大的力量感染了我，那是某種平常的事情，然而卻攜帶著巨大的力量。如果你沒有經歷過，如果你不在場，那就是平常的東西。我看見，她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小心翼翼地回憶過去的歲月。
當我的孩子小的時候，我曾經對他們說，大索是用來固定船隻的繩子。或者，我過去常常說，兩個房間之間的地板叫接頭。這叫馬鞍。
我們給她買了梳妝台、空調和硬床墊，這樣的床墊對她的背部有益。她提起家人的名字時滿懷深情，它們記錄著她經歷的特殊磨難。我倆停下話頭，陷入沉思。她的頭髮上別著髮夾，有的依然是棕色的，有的已經變為金屬般的細絲，在光照下閃閃發光。我倆坐在那裡，讓電視開著。我知道，她不會說得太多，不會漫不經心地回憶。她在這裡處於控制者的地位，引導談話安全地穿過那些停頓。
洛杉磯出現騷亂之後，我兒子開始穿肥大的短褲，帽子向後歪著，運動鞋帶有膨脹的鞋舌。在那之前，他曾經是難以歸類的人，坐在房間里與電腦為伴，一個剛剛年滿二十歲的孩子。他的穿著終年不變，他去參見招聘面試時所穿的衣服與我遛狗時穿的類似——這是他身上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特徵。
我們設計並且管理垃圾填埋場。我們是廢物經紀人，在世界各國安排危險品的運輸事宜。我們是廢物神父，指導人如何處理各種形態的廢物。在沙漠里和克拉拉·薩克斯交談時，我差不多提到了自己的工作範圍。有時候，她自己的事業被改變和吸收廢品的方式凸顯出來。我不願讓她覺得我暗示某種在嘗試和觀點方面的相似性。
名人不願聽到有人說別人擁有與他們相似的品質。這會使他們忐忑不安，覺得自己的衣服里有什麼東西在蠕動。
我父親名叫詹姆斯·科斯坦扎，或者傑米·科斯坦扎。如果把這個名字的英文字母加起來，得到的數字是13。
在家裡，我們把麥片盒子上的蠟紙去掉。我們有一個回收廢物的柜子，報紙、罐頭盒和罐子分類存放。我們沖洗用過的罐頭盒和空瓶子，分別放入各自的格子里。我們把錫與鋁分開。在收集垃圾的那一天，我們把每種廢物分別放在不同容器中，然後把那些容器——英語中receptacle（容器）一詞來自拉丁語的動詞，意思是再次得到——一一放在家門口的人行道上。我們用紙袋裝用過的紙袋，用大紙袋來裝小紙袋，然後把大紙袋放在其他容器旁邊。我們把麥片盒子上的蠟紙剝下來。我們完成這些任務時非常勤奮，我想不出什麼字眼來恰如其分地加以描述。我們也處理庭院垃圾，我們把廢舊報紙捲起來，但是並不打捆。
有時候，我倆利用停下話頭的時間看電視。我們看重播的《蜜月期》，看到拉爾夫·克拉姆頓揮動雙臂，大聲抱怨時，母親哈哈大笑。這是我可以聽到她的笑聲的唯一場合。她看著這些畫面，看到熟悉的東西，心裡肯定有某種明確的釋放感。電視上的公寓布置簡陋，妻子艾麗絲身穿圍裙或者襤褸衣裳，諾頓的愚蠢腦袋上戴著一頂古怪的淺頂軟呢男帽。當然，這些東西她僅僅知道表面，在表面上——而不是實際上——與她知道的東西類似。這種相似性是膚淺的，然而依舊感人，也許甚至在神秘方式上是真實的。看一看屏幕上的畫面吧，它沉悶，灰色，帶著歲月的痕迹，與她帶入夢中的回憶迥然不同。她睡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個房間里，對她來說，這肯定顯得非常奇怪。但是，屏幕上的傑克·格利森讓那地方顯得更加合理——他把她引向可以感知的中心。
大索是套在系纜樁上的東西。
我注意到，有的人實際上身居行政管理職位，卻對自己的角色採取戲耍的態度。我自己是否如此呢？在你與工作之間，你保持變化無常的距離。存在著一種自知空間，某種形式上的表演感，其中夾帶著受到抑制的驚惶。也許，你以一種強裝的姿態，或者以清嗓子的習慣動作，將這一點表現出來。在這種空間中，來自孩提時代的某種東西招搖而過，那是一種做遊戲的感覺，或者自我尚未成熟的感覺。然而，你假裝的並非別人，恰恰是你自己。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瑪麗安以精明方式，提出一些小問題，希望了解我十七歲時的情況，看我十七歲時的模樣。她倆聊到了我父親。我在晚餐之後的寧靜中，聽到了她們說話的聲音。我在起居室里聽，我的臉上放著一本雜誌。母親說的事情是我已經知道的：他擁有驚人的準確記憶，從來不用把數字寫在紙上。這是我家所在的那條街上的傳奇。我十一歲那年，他離開了家。我是後來才聽到那段故事的。什麼東西他都過目不忘，他混跡於理髮店、城裡成衣街上的血汗工廠、街道拐角、酒店大堂，確實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能夠記住每次下注的細節，所以從來不用把數字記在紙上。這就是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敬畏導致了他的暴死，或者導致他的無法解釋的失蹤。
她站在門口，形成莊重的側影。我們開車離開州際公路，加入駛向購物中心的慢吞吞的車流，最後找到女兒家所在的那條小街。她站在那裡，已經懷孕，身體變化非常明顯。
我母親常常給瑪麗安講述陳年舊事，說話時使用夾雜著一半布朗克斯區的土音。我坐在那裡，在洗碗機發出的有節奏的聲音中，斷斷續續地聽到她們的字句。我們使用翠綠牆漆，把母親的房間重新刷了一遍，讓萊妮的房間變得燈光幽暗，溫馨，舒適。我們給她買了電視機，重新處理了鏡面，安了有利健康的硬床墊，放了一箱加了香味的氣泡礦泉水——我覺得，那香味是萊姆酸橙的檸檬味道。
在青銅色塔樓的辦公室里，我使用流氓的威脅語言，取得了喜劇性效果。我對一個晚交報告的諮詢人員說：「我——馬里奧·巴達拉圖——最後給你說一遍，我要你的家人腦袋落地。」我說話使用了刺耳的聲音，活靈活現的流氓腔調，在場的人深表欣賞。
在荷蘭，我去了瓦姆公司，那是一家廢物加工廠，每年處理一百萬噸垃圾。我坐在一輛白色菲亞特車裡，車窗外面垃圾堆積如山，有數層樓房那麼高。蒸汽從垃圾堆里冒出來，一浪接著一浪，刺鼻的臭氣在空氣中瀰漫，進入我的嘴巴，鑽進了我的衣服。我怎麼會覺得自己天生就有這樣的經歷呢？為什麼這樣的經歷在自己的生活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呢？為什麼臭味似乎告訴人們關於他們自己的情況呢？瓦姆公司的經理開車，帶著我在一排排垃圾堆裡間穿行。我覺得，每一種臭味都與我們自己有關。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遭遇一個兼有中世紀和現代社會特徵的場景：一座垃圾堆積如山的城市，一個散發出濃烈氣味的地獄，各種各樣容易腐爛的東西堆在一起，彷彿是我們一生攜帶的東西。
如果你在犯罪行為中見到他，他這樣的人是難以描述的。但是，在那場騷亂之後，他戴上舊金山襲擊者隊的帽子，身穿一件超長T恤衫，口袋上懸掛著一副墨鏡。其他的一切沒有改變。他待在房間里，室內到處都是薯條和激光唱片。還是那個靦腆少年，但是身體更有活力，一個帶著少數民族聚居區特徵的社會人。
我們——母親和我——坐在房間里，觀看重播的電視節目。我出生之後，他離開了她一段時間。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隨母親的姓氏，而不是使用他的姓氏。她以為他不會回來了。她告訴我，她找律師做了手腳。法院一般會裁定，小孩長到法定年齡之前，必須保留父親的姓氏，之後方可自行選擇，決定使用父母哪一方的姓氏。但是，那位律師提出抗辯，欺騙了某位法官。於是，我的出生證上的姓氏是謝。後來，他回來了，在家裡待了很長時間，直到出去買煙的那一天，那大約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她並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地方的人。她這樣說時，稍稍顯示出聽天由命的神色。她似乎覺得，這就是我們——她、我和弟弟——命中注定的東西。也許，我誤讀了她的意思。她本來想表示，用具有節奏的生命話語來說，這是他來的地方，這是他去的地方。
我搭乘飛機回家，降落在鳳凰城天空港。我常常感到疑惑，人們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