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來，年譜編纂工作，頗有發展，數量也日益增多，甚至有為生人編譜者(如《曹禺年譜》)。各種新編年譜的體例不盡一致，當然也無須強求一律。因此，我只以我所編的《林則徐年譜》為據，大略談點編纂年譜的有關體例，供有志於編寫年譜者參考。
編纂年譜首先應該確定主旨，就是確定編纂的主要內容。過去有些年譜的編者曾自述其編纂主旨是：編寫譜主生平，治學修身的發展過程及其成就，併兼述譜主家世、師承等內容。這自然是指撰述學者年譜而言，也就是說學者年譜應以學行為主旨而兼及其個人修養、師承交遊等。有的人更具體規定學者年譜的內容主旨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進學的次第，用功的標準；二是概述遺著散失情況；三是記錄師友生徒湮沒不彰的事迹。但是，一個人一生平庸，沒有什麼學行功業可記，只是彙集這個人宦跡、家世等流水帳而編成年譜，那還不如不寫，所以有人抨擊無主旨的年譜說：「年譜之刻，由來尚矣。位至宮保上卿，率有年譜行世，而細考其中，無一嘉猷，裨益朝野，何異老樹既枯，令筆者記其某年出土，某年發花葉，某年頹廢乎？夫人之所以可傳弗朽者，以德以功而虛名奚與焉。」(李玉鋐《寒松老人年譜序》)這種評論雖有點尖刻，但卻有力地抨擊了無主旨的一批年譜，促使人們不能不在編纂年譜時注意主旨。清代史學家杭世駿對年譜有較深研究，曾正面而簡要地提出過編纂年譜時的主旨要求說：
必其德業崇閎〔hong紅〕，文章彪炳，始克足以當此，一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編年紀月之法也。(《施愚山先生年譜序》)
我在編纂《林則徐年譜》時，首先考慮對林則徐這樣一位著名的近代歷史人物應如何確定編譜的主旨。過去，魏應麒所編《林文忠公年譜》的主旨在於闡揚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這固然是林則徐的主要業績，但尚未能概括林則徐的一生。從宏觀上考察，林則徐不僅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愛國者，還是封建社會裡的一名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因此，必須以此為中心線索來貫穿全書。這就是所謂確立主旨，然後無論搜集資料，考辨選擇，論述成譜都能有所歸依而不致使年譜成為漫無邊際的流水帳，否則，那就難以稱為一部合格的年譜。
前人曾論述年譜撰者說：
年譜之作始於宋人。其手著者如楊椒山自訂年譜，堵文忠公年史尚已。此外或出門人故舊，或成於後裔及異代人之手。(王步瀛《趙慎齋先生年譜》序)
陳乃乾編《共讀樓所藏年譜目》也按不同編者分年譜為四類，即甲、自撰類，乙、家屬所撰類，丙、友生所撰類，丁、後人補撰類。這四類撰者各有短長，如子孫撰譜，「其間不無溢美之處，甚至假手於人，尤非紀實之道矣。」(孫玉庭《寄圃老人自記年譜序》)對友生撰譜則耽心「同時文士，生不同道，謬托相知，傳聞失實。」(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但有人認為上述二種人與譜主時代接近，容易得真，所謂「或出自賢子孫之纂述，或出自門弟子之甄綜，去世近而見聞真，詮次自易」(吳懷清《二曲先生年譜序》)。有人反對自訂年譜而贊成由後人撰譜，並曾舉例說：
如李、杜、韓、蘇皆有年譜冠於詩文集首者，大都後人欽其道誼文章，歷序其生平，證以詩文年月彙集成編，以備千秋考鏡，初未有出諸自記者。(尹壯圖《楚珍自記年譜自序》)
清代學者杭世駿則認為不同撰者可使用不同的編纂方法，他說：
或出自賢子孫之編纂，或出自門弟子之甄綜，或出自私淑諸人者之考證。(《羅總戎年譜序》，見《道古堂文集》卷五)
編纂、甄綜和考證雖指編纂方法的不同，但也寓品騭〔zhi治〕價值的高下，從中可看到杭氏正以後人撰譜為諸種撰者之最佳者。以林則徐年譜為例，前有其子林聰彝所撰《文忠公年譜草稿》傳鈔本，林則徐紀念館副館長楊秉綸、林則徐後人林家溱〔qin芹〕、林子東均對「草稿」表示懷疑。愚意以為此乃託名之作。姑不論其是否假託，即其內容也頗簡略疏漏，於鴉片戰爭時行事不著一字，顯系有所忌諱。其後，魏應麟於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撰《林文忠公年譜》時，雖也是後人為前人撰譜，但因那時有關史料如《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及譜主的日記、手札等尚未發現和刊布，以致因徵引史料不足而使內容貧乏。及至我編撰《林則徐年譜》時，由於譜主的奏稿、日記、書札等多已刊布流傳，而具備了參證條件，使譜主行事得以完備。後人撰譜更以時代久遠，人際關係已無牽涉，即使有存世者也多為五六世孫，他們論及譜主也如論及一般歷史人物而無所避諱。後人撰譜還可得資料繁多便於考辨求真之利，於還譜主歷史真貌極為有益。他如胡適之撰《章實齋先生年譜》，「附列同輩之生卒，而以評議之詞繫於卒年之下，一以考見其人之見地，為當時思想之指歸。凡所議論行事，參以己見，直加批評」(顧廷龍《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這也可證明後世學人撰譜易於公允，且能臧否，可傳信於後世，所以年譜之最佳撰者當以後世學人為勝。
年譜應以豐富資料為依據，所以良譜多注重廣泛搜集資料，顧廷龍在為《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撰序時曾說：
王懋竑〔hong弘〕撰《朱子年譜》乃取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一是。」「那彥成撰《阿文成公年譜》則獨詳於宦跡，奏疏、諭旨關係大者無不備載，可以補國史之未詳。
由此可見，編譜應廣泛採擇資料以系生平行事，但搜集須得其法。我在編纂《林則徐年譜》時，分幾個層次搜集資料。首先從譜主自身資料入手，如林則徐的奏稿、日記、手札都是反映人物的最原始資料，撰譜時可以從這些資料中鉤輯與譜主一生重大活動有關涉而可備征考的資料。其次，應搜集他人所撰的譜主譜傳等，可收補缺訂訛、增益完善的效果。再次，搜集與譜主有關人物的著述與譜傳，從中整理出與譜主行事有關的資料。然後，搜集譜主所處時代及其行蹤所至地區的官書、地誌、雜著及詩文集中的有關記載。最後，搜集後人(包括中外人士)對譜主的論述評價。所謂資料既有文獻記載、口碑傳錄，也有遺迹實物、金石銘刻以及圖像照片等等。《林則徐年譜》通過這幾個層次所搜集的資料僅文獻記載就達200餘種，即使有些資料雖其內容不甚重要，但卻是稀見之物，那也不能忽視，如福州發現的劉家鎮墓志銘和蘭州發現的唁函刻石等實物，雖與林則徐事迹關係不大，但確為林則徐所手書，並且林的書法也有一定的造詣，所以也應該加以搜集以開拓讀者的視野。
大量資料基本集中後，重要的在於考辨資料的真偽價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即使瑣細末節也應考辨清楚。如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間，林則徐曾致函唐鑒賀其就太常寺卿職。函中有「戚世兄南宮之喜，聞者莫大欣忭……，兩令甥又共題名，洵為盛事，……」經採擇考證資料知道函中所謂「戚世兄」名戚貞，「兩令甥」乃指唐鑒的外甥黃兆麟和黃倬〔zhuo桌〕兄弟。這封信的寫作時間一說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一說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四五月間，經反覆考核而以後者是。又如林妻鄭淑卿卒年，歷來沿用魏應麒《林文忠公年譜》所訂為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十月十九日，後據新發現的海源閣所藏林則徐致楊以增手札，確定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十月十五日，一改陳說。這些雖是末節，但對編纂一部年譜來說確是不容忽略的，更何況有關重大活動的資料就必應嚴加考辨和甄選，以樹立和增強年譜的可信度。如果只求其量多而失於考辨，那就失去其可徵信的程度。在年譜數量大增的時候濫取濫收之弊多見，正如晚清時平步青在所著《霞外捃〔jun 俊〕屑》卷六中所言：「年譜之作，近代最為蕪冗，善行嘉言，恁空虛構，讀者未終卷，而已知其言之非信史矣！」類此之病，今人撰譜不可不慎。
余嘉錫師認為年譜「於辨章學術最為有益」(《目錄學發微》四)。胡鳴盛在《陳士元先生年譜》識語中更對年譜有益於學術問題詳加論析說：
乙部各類，敘述個人之學行，提綱挈領，條理清晰，實以年譜為之最。學者探討先賢學術，誦其年譜，縱不能洞悉精深，亦可略識統系。著述者流，有鑒於此，舉凡先賢之湮沒未彰，或著述淵博而不易研究，亦皆樂為撮要提綱編纂年譜以詔天下後世。(《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號)
年譜有益於學術的作用確實存在，但我認為年譜更重要的作用在於知人論世。前人對此曾有所論及。孫德謙在《古書讀法略例》中曾將此訂為一例，說：
有宋以後，年譜盛行，如魯訔〔yin銀〕、洪興祖輩，文則韓愈、柳宗元；詩則陶潛、杜甫諸家，自此皆有年譜傳於世，此最得知人論世之義。
近代經學家孫詒讓為《冒巢民先生年譜》撰序時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