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史料價值的總估計，不外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為歷史人物的生平提供資料，使已有傳志但卻簡略的人物資料得到豐富補充；沒有傳志的人物則填補了空白。二是為論史、證史提供論據。
年譜是一種人物傳記，它記述了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某些評論。有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傳志比較簡略，如僅記仕歷，或有重點地選記，或只記最後官階、最高官階；而年譜則記其仕歷的逐步過程，並記及宦海浮沉中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可以藉此了解到這一人物在政治集團中的地位和派系關係。有些鎮壓人民的劊子手，傳志只能綜括其所謂「勛業」，而年譜則能見其鎮壓手段的陰鷙毒辣和鎮壓反抗的全過程。至於一些文人學者的年譜，大多是經過撰者研究探討，比達官顯宦年譜的單純排比事實，更為有用。它可以藉此了解譜主科舉進學的程序、用功的標準、遺著佚作的梗概、師友的淵源和生徒傳授的關係等等。對於一些湮沒無聞而確有貢獻的人則可因譜而知，如評劇創始人之一的成兆才，本不為人所知，但經撰者鉤稽成譜，使人們對這一民間藝術家的生平和貢獻就能有所了解。所以有人曾譽年譜為「最得知人論世之義」(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由於年譜所包括的既有重要人物，也有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它的使用價值較高。
年譜中所記的人物生平，還可用來校核某些有關人物生平的書籍。我曾用年譜校姜亮夫編的《歷代人物年裡碑傳綜表》清人部分，結果校出一人兩載之誤，以及名號、年齡生卒、籍貫、出處、編者、書名缺誤等達50餘條(詳見本章8「實用效應」)
但是，在藉助年譜來了解人物生平事迹時，必須注意一個問題。因為年譜大多出於子孫和門人、朋友，他們對譜主的評論不能不有所虛美；即使是時代相隔的後人，也多是由於欽敬其人其學，方為撰譜，而不能不有所偏愛。因此，人物生平事迹或評論往往均須特別考慮。其中最能作為典型例證的莫若《是仲明先生年譜》。譜主是仲明名鏡，康熙至乾隆間人。其門人張敬立據是鏡日記編譜，敘譜主修身、講學、論道諸事。如僅從年譜記事看，則譜主一生儼然為一「醇儒」，但考之其他著作，則此人甚不齒於時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卷九有《是鏡醜態》專條，揭露是鏡的醜行，並評論他是「詭譎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董潮的《東皋雜鈔》卷二記是鏡為其胞弟告發不法之事30餘款。段玉裁的《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記是鏡被東原鄙棄，甚至拒絕和他討論學問，並致書譏諷。江瀚的《石翁山房札記》卷九更指出《儒林外史》中人物權勿用「即指仲明」，可證此譜為不足徵信。
年譜中除了對了解人物提供一些資料外，還蘊藏著一些可供證史論史的史料。對於這部分史料大致可作如下四種情況的估計：
一是年譜記事瑣碎平庸，人與事都不足述，即使有點與史事有關的記載，也大多支離破碎，不能超出其他記載的範圍而有所補益，如清初的王崇簡是一個由明入清、碌碌平庸的官僚，他的《自訂年譜》記本人和諸子的仕歷及家事，無史料可供採擇。又如嘉道時的杜受田是一個無所建樹、尸位素餐的官僚，卒後，其子杜翰等記其仕歷及受恩寵榮哀等事，用以代行狀，也沒有什麼可用的史料。這一類年譜數量較少。
二是年譜記載的資料可與其他記載相互印證、補訂。有些方面比其他記載豐富而具體，涉及的問題也較多。這部分年譜數量較多。這裡略舉幾個方面的例證來說明：
⑴關於制度和政策
《蒙齋年譜》(田雯)記康熙前內閣中書的不為人重視；《易齋馮公年譜》(馮溥)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條記派漢官考察滿員一事，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條記議派大臣二員在各省督撫衙門旁設署考察督撫而遭反對一事，都和官制有關。
《孫宗彝年譜》(孫宗彝)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條記高郵地方按房征役的苦累狀況是「傾家喪命，年年有之，惟有獻房於豪家或拆屋逃去，以避差徭」。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條記高郵地方按田、按丁征役的苛煩，而丁差尤苦的情狀，可見清初徭役制的殘民。
《漫堂年譜》(宋犖)、《范忠貞公年譜》(范承謨)、《樓山省身錄》(王恕)等記康雍乾時的江南漕運的狀況，與漕運制度有關。
《仁庵自記年譜》(魏成憲)道光元年條記山西丁徭合辦事，與田賦制度有關。
《陳恪勤公年譜》(陳鵬年)、《栗大王年譜》(栗毓美)等所記多與河工有關。
《介山自訂年譜》(王又朴)、《先水部公年譜》(許惟枚)等所記多與鹽政有關。
《述庵先生年譜》(王昶)、《海梁氏自敘年譜》(楊國楨)等所記多與銅政有關。
《開封府君年譜》(孫孟平)、《撝〔hui揮〕廬氏自編年譜》(童以謙)、《惜分陰軒主人述略》(周憬)等記太平天國在安慶、嘉定、無錫等地推行鄉官制度之事。
《容庵弟子記》(袁世凱)記新建陸軍的建制與擴展等事。
⑵關於人民的反抗鬥爭
《阿文成公年譜》(阿桂)、《沈端恪公年譜》(沈近思)、《德壯果公年譜》(德楞泰)、《忠武公年譜》(楊遇春)、《王壯節公年譜》(王文雄)、《羅壯勇公年譜》(羅思舉)、《弇〔yan眼〕山畢公年譜》(畢沅)、《韓桂舲〔ling靈〕手訂年譜》(韓崶〔feng風〕)及《恩禧堂年譜》(英和)等譜都記有與台灣朱一貴、林爽文起義，各少數民族起義、川楚教軍大起義、天理教起義和棚民反抗等有關的資料。
《獨學老人年譜》(石韞〔yun運〕玉)嘉慶八年條所附《教匪始末》記川楚諸省白蓮教史事較詳，其中記有白蓮教分土地的號召；譜後所附《竹堂治譜》則有與啯嚕會及其他秘密結社有關的記載。其他如《黃昆圃先生年譜》(黃叔琳)之記無為教、《思補老人手訂年譜》(潘世恩)、《稚圭府君年譜》(周之琦)之記江西編錢會都有參考價值。
《吳文節公年譜》(吳文鎔)、《裕庄毅公年譜》(裕泰)、《張制軍年譜》(張亮基)等譜所記鴉片戰爭後湖北崇陽鍾人傑起義資料，《稚圭府君年譜》(周之琦)記耒陽楊大鵬起義資料，都可補清朝官書及疆臣奏疏的不足。
⑶關於社會經濟
《敬亭自記年譜》(沈起元)、《病榻夢痕錄》(汪輝祖)等記乾嘉時米價、田價、木棉價及銀錢比價的具體數字比一般記載為詳。
⑷關於自然災害
《黃昆圃先生年譜》(黃叔琳)記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六月山東53個州縣蝗災和山東曹縣黃河泛濫，以致73個州縣遭受水災。
《吳文節公年譜》(吳文鎔)、《繩其武齋自纂年譜》(黃贊湯)都詳細地記述了鴉片戰爭後，由於五口通商使舊交通線上的運輸工人和某些相應行業的人員失業的情況，以及這種情況將對社會秩序所產生的後果。
《馬端敏公年譜》(馬新貽)、《崇德老人自訂年譜》(曾紀芬)等記太平天國失敗後，封建剝削制度恢複和發展的具體事例。《王文勤公年譜》(王慶雲)記有清代的田賦和徭役。
⑸關於文化
《蒲松齡年譜》、《孔尚任年譜》、《洪昇年譜》和《吳敬梓年譜》對研究文學名著《聊齋志異》、《桃花扇》、《長生殿》和《儒林外史》等書的創作情況、流傳和評論等都有所裨益。
《紀曉嵐先生年譜》(紀昀〔yun雲〕)、《查他山先生年譜》(查慎行)、《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張廷玉)、《雷塘庵主弟子記》(阮元)等都較詳細地記述了《四庫全書》、《佩文韻府》、《續文獻通考》、《康熙字典》和《經籍纂詁》等書的纂輯過程。
《張力臣先生年譜》(張弨)所記為梓板寫書事，可備清初精刻本的書林掌故。
《儀衛軒年譜》(方東樹)記清代前期漢宋學之爭頗詳。
《盧抱經先生年譜》(盧文弨)、《黃蕘〔rao饒〕圃先生年譜》(黃丕烈)、《校經叟自訂年譜》(李富孫)、《顧千里先生年譜》(顧廣圻)、《臧在東先生年譜》(臧庸)、《可讀書齋校書譜》(錢泰吉)等記清代版本目錄和校勘學等資料頗備。
《查東山先生年譜》(查繼佐)、《呂留良年譜》(呂留良)、《查他山先生年譜》(查慎行)、《南山先生年譜》(戴名世)、《張文恪公年譜》(張泰開)記清代庄廷〔long龍〕、呂留良、查嗣庭、戴名世、胡中藻等文字獄案始末頗詳。
《湘綺府君年譜》(王闓運)所記撰《湘軍志》始末以及時論紛紛等情況甚詳。《侯官嚴先生年譜》記其譯《天演論》之事。
⑹關於重大歷史事件
《雅園居士自敘》(顧予咸)記有清初「哭廟案」的資料。
《李文襄公年譜》(李之芳)、《平南王元功垂範》(尚可喜)、《范忠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