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是史籍中較為特殊的一種人物傳記體裁。但和一般的傳記有所不同，一般的傳記主要紀傳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譜則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為經緯，比較全面細緻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迹。所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系以年月者，謂之年譜」(朱士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序》)。它雜糅了紀傳與編年二體，並從譜牒、年表、宗譜、傳記、行狀等體逐漸發展演變而自成一體的(清章學誠《劉忠介公年譜序》)。
年譜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術數略下歷譜家類目中著錄有漢代闕名所編《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此書久佚，我們無從得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並不是後世意義上的年譜，至多只是一種極簡略的編年體史傳或人物大事系年。
年譜作為一種專門體裁究竟創始於何時何代，一直有著不同說法。有人認為始於秦簡《喜之譜》，但它類似於後世墓文，不足為據。有人認為始於唐代，理由之一是初唐時劉仁軌自撰有《劉氏行年記》20卷，《舊唐書》本傳與《新唐書·藝文志》均有記載；理由之二是傳說中唐寫本《長慶前後集》末附有白居易自編年譜。此二說均難以為憑，一是因為劉仁軌所撰《劉氏行年記》早佚，我們無從得知此書的具體內容，《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等又作《河洛行年記》，此書的內容到底是不是後世意義上的年譜，抑或是劉氏群傳，不得而知，只能顧名思義，發揮想像，姑且存疑；二是白氏自編年譜，清人袁翼在《錢辛楣年譜序》中已明確說到此編「久已散佚」，然我們再考察現存最早的影宋本《白氏文集》，亦未見到此譜，這說明白氏即使編過此譜，宋代也已不存，白氏是否真的編過此譜，只能留待後人去考證了。
還有人認為最早的年譜是五代時後唐趙風、張昭遠所編《唐懿祖紀年錄》一卷、《唐獻祖紀年錄》一卷及趙風編《太祖紀年錄》20卷，理由是三人均仕唐為將，後被子孫追謚為帝，而此三書都是按年敘述其個人史事，應歸於年譜。不過，這個問題早在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中已有定論，三書均被歸入了實錄類。即或是三人活著時未稱帝，然此三書也還是按實錄體編寫的，實錄與年譜雖然同是以年系事，但彼此間的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實錄一般只記起居、言行，沒有背景資料等相關資料，而年譜則不然，一般不收或少收起居、言行，而注重譜主事迹及其他各種相關資料。
學術界通常認為年譜始於宋代，或者說，現存最早的年譜存在於宋代。據作者不完全統計，現存及見於過去目錄與其他著作記載的宋人所編年譜大約有165部，其中為前代人所編年譜59部，其餘是為本朝人所編。在為前代人所編年譜之中，唐人年譜佔了很大部分，唐代著名文人大多都有宋人為之編譜，有的還不止一部，如杜甫就有12部、韓愈七部、白居易七部、柳宗元二部，其餘如王通、李白、顏真卿、元稹、李德裕等，也都有譜，有些還被刻入本人詩文集中，得以留傳下來。在宋人為前代人所編譜中，比較典型的還有孔子譜九種，從這個數量亦可看出宋代儒家思想的地位。此外，為陶淵明編的譜也有五種，為太上老君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宏景編譜各一種。在宋人為本朝人所編的100多種年譜中，政治家和著名文人大多有譜，有的還不止一種，如范仲淹二種、歐陽修九種、周敦頤二種、蘇洵四種、蘇軾九種、黃庭堅三種、蘇轍三種、宗澤二種、李綱二種、岳飛二種、朱熹四種、陸九淵六種、衛涇二種，其餘如晏殊、王安石、蔡襄、曾鞏、程頤、陳師道、葉夢德、呂祖謙等，也都有譜。方外之人如僧人大慧普覺禪師、道士紫陽真人張用成，也均有同道為之編譜。宋人年譜的作者比較廣泛，有後世學者仰慕前賢而為之編譜；有門生、弟子為老師編譜；有家人弟、子、孫為兄、父、祖編譜；也有僧人、道士為僧人、道士編譜；更有譜主自編年譜，見於記載的宋人自編年譜大致有劉摯自編的《劉忠肅公行年記》一卷，馬擴《茆〔mao卯〕齋自敘》，真德秀《真西山年譜》，葉由庚《瘖〔yin因〕叟自志》一卷、文天祥《紀年錄》一卷等數種。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宋人年譜大多已經亡佚，我們只能通過有關目錄與時人和後人記載略窺一二。
元朝由於年代較短，且異族入侵的蒙古統治者缺乏文化意識，因此，元人所編年譜，數量較少，作者僅統計到51種，其中40種是為前代人而編。元人所編年譜，範圍較宋人為廣，如有大禹治水年譜、東周四王年譜、六種孔子年譜、二種孟子年譜、二種陶淵明年譜、二種張九齡年譜、二種杜甫年譜、三種朱熹年譜及關羽、陸秀夫年譜等。早期蒙古統治者如成吉思汗等推崇道教全真派，因此，全真派始祖王重陽，七祖孫不二、馬鈺、譚處端、郝大通、王處一、劉處玄、丘處機也都有譜。年譜的作者除如前所述的自撰、後學、門人、家人子孫、道士之外，少數民族文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契丹人耶律有尚就曾為其師許衡編過《許魯齋考歲略》一卷，此書至今尚存。
明人所編年譜，據作者個人不完全統計，有489種，其中為前人編譜179種，為本朝人編譜310種。明朝人所編年譜的範圍與宋元相比就更廣了，有明一代就為孔子修譜31種，孔子弟子數十人有譜。一人多譜的如孟子有10種，關羽四種，諸葛亮二種，陶淵明三種，杜甫七種，陸贄三種，周敦頤10種，司馬光三種，程顥、程頤各四種，岳飛二種，朱熹10種，陸九淵三種，崔與之三種，王守仁10種。此外，文人學士、皇子王孫、僧、道、書畫家、婦女等都有人為之編譜，更有甚者，就連元末農民起義首領韓林兒、張士誠也有人為之編譜。
清代編修年譜工作，與宋、元、明三朝相比，更是取得驚人成就，現存古人所編年譜，有一半以上是清人所為，數量超出三朝總和。與前三朝相比，清代編譜者不少是學識深厚的學者，這就使一大批質量較高、足供參考的年譜紛紛呈現於學術之林。由於清代年譜保存至今的較多，也比較完整和典型，因此，本書的介紹將以清人所編年譜為主，兼及各代，此處對清代年譜就不多贅言。
近代以來，譜主範圍比以前更為擴大，已超出過去以達官貴人、文人學者為主要譜主的局限，把社會各色人等都列為譜主，如被誣為盜匪的鐘相、洪秀全、秋瑾；不受重視的科技人物梅文鼎、李善蘭；戲劇小說家蒲松齡、曹雪芹、湯顯祖、孔尚任；書畫家陳洪綬、石濤、鄭燮；弈者范世勛(又名范西屏)、施定庵以及僧道、婦女等都有專譜行世。清代大批漢學家的生平、學行也有專譜行世，這對學術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年譜自興起後，一直得到順利發展而至今不衰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四點：
(一)後人為了研究前代文人學者的作品和學說，便按年月排列譜主事迹以尋求作品與學說形成的時代背景、發展痕迹和師承學友等等。清康熙至乾隆時期的一位史學家杭世駿，在為清初詩人施閏章年譜所寫的序言(見《道古堂文集》卷五)，以及清乾隆時官員尹壯圖在他的自譜序中，對這一點都有比較詳盡的論述。
(二)年譜可以補充國史、家傳的不足，並能訂正紀事的錯誤。國史、家傳對於一個人的生平事迹只能擇要敘述，其次要的或者有當時被認為無足輕重的行事往往缺略。有的還由於記載傳聞的歧異而記述內容有舛〔喘〕誤之處。更有的人在當時還夠不上列入國史、家傳的資格，而後來卻日益為人所重視，並有記述其事迹的必要。這樣，年譜便應客觀實際的需要而擔負起補正和訂正國史、家傳的任務。清初史學家全祖望在為《施愚山先生年譜》所寫序言中曾說：「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謬，所借年譜以正之。」(見《鮚埼〔jieqi傑棋〕亭集》卷三二)清末學者孫詒讓在《冒巢民先生年譜》序中對這點作了更為詳盡的發揮；近人錢穆亦認為年譜是「圖史取材之資」的一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三)年譜如果出於自編，一種是成功者為表現其「功業」，以求傳之後世教育子孫。清周盛傳就在其自譜中明確表示：「追念生平所歷之境，粗舉大綱，按年敘述，非敢以自表揚，聊以示子孫，俾知起家之不易耳！」(《磨盾紀實》自序)當然，周氏本人的主要目的仍在於炫功傳世，「以示子孫」只是一種飾詞；另一種是失敗者鳴其不平，以博取同情。尤其是有些遭遇坎坷、所志不遂的人，往往想把自己的遭遇和情緒寄託於筆墨以宣告於天下後世，祈求人們對其同情和諒解。清人吳庄在其《花甲自譜》序中說：「窮愁困厄，不克自遂其所為，而又不忍自沒其所欲為。則凡遭逢之坎坷，情志之怫〔fu服〕逆，皆可告諸天下後世，以祈共諒其生平。」還有的則是因為譜主遭受非議較多，子孫為洗刷先人而撰譜，如清人汪中是有爭議的一位學者，其子汪喜孫特為其撰譜，並在序中著重申言：「使後之論世知人之君子，勿為讕言滋惑。」不論屬於何種情況，其為求得表現的目的則是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