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建立後，隨著西方科學教育的傳入，社會面貌有了很大變化。首先，在外國資本的入侵、封建經濟逐步解體的情況下，舊日的許多身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戶的藏書家，在戰爭中瀕於破產，已無力維持自己的藏書樓。正如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所述的那樣：許多人由於「家道中落，以書抵債；或賣書以供揮霍；宦途失意，以書變賣充公或折求盤纏，造成藏書散出」。其次，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公共圖書館的出現，私人藏書已經失去原來的重要性。基於上述兩個原因，民國以來的私人藏書日益萎縮。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藏書樓毀於日寇炮火之中。抗戰之後，著名的藏書家已大大減少。
傅增湘經常流連於北京琉璃廠和隆福寺書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蘇、上海等地，甚至赴東瀛日本訪書。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財力不及，必求一見。往往把書借來，進行校勘。常常絀於資金，被迫借債收書或賣舊換新。他還與同時代的藏書家盛昱、張元濟、董康、章鈺、葉德輝、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繆荃孫等密切交往，互通有無，代為訪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一書，記載了二人論述訪書、收書、印書、借書之事，表達了他們高深的文化素養、專業知識及保護祖國傳統文化的美德，堪稱文苑嘉話。
傅增湘為了宣揚傳統文化，還做了許多傳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為底本，參照其他精本加以校讎後，集資刊刻了《雙鑒樓叢書》、《蜀賢全書》及《資治通鑒》、《周易正義》等書。他還為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四部叢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時，有相當多的底本取自雙鑒樓，使這些善本廣為流傳。
傅增湘是現代成果卓著的目錄學家，他每得一書，就撰一題跋；每見善本，必在所寫書錄中辨版本之異同，校字句之偽誤，集刻工之姓名，以資鑒別版本之佐證。傅增湘的目錄學著作有：《藏園群書題記》20卷，580篇；《雙鑒樓善本書目》四卷，著錄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種；《雙鑒樓藏書續記》二卷，著錄1930年所收圖書51種；《藏園續收善本書目》四卷(稿本)，著錄1931年後所收圖書280種。還有《雙鑒樓珍藏宋金元秘本目錄》(稿本)，著錄名貴善本169種。特別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園群書經眼錄》19卷，記錄了作者幾十年來訪書、購書、讀書中所見之珍貴藏書，計4500餘種，上百萬字，是目錄學的一本巨著。
李盛鐸齋號甚多，依照不同類型的書籍而分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遺書；甘露簃〔yi移〕收藏欽定圖籍；廬山李氏山房收藏家鄉圖書；古欣閣和延昌書庫專藏金石；儷青閣專收墨寶；麐〔lin淋〕嘉館是其在京師的藏書處；凡將閣為保存本人著作之處。木犀軒是李氏藏書的總名稱。記錄李盛鐸的藏書目錄大約有十一二種，其中以趙萬里、常芝英編輯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三冊最為有名，它記載李氏藏書9087種58385冊，基本反映了李盛鐸藏書的面貌。李氏木犀軒藏書大約有一萬多種，在李盛鐸晚年，其妾以「木齋遺棄傷害罪」訴於天津地方法院，索賠金5萬，李氏曾與北京圖書館協商轉讓藏書，時因北圖經費緊張未果。1935年李盛鐸辭世，1939年其子將木犀軒藏書全部售予北京大學圖書館。
鄭振鐸在八年抗戰中為民族搜集圖書，的確買到不少珍貴的善本，如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其書是明代著名藏書家趙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種元明雜劇，曾為錢謙益、錢曾、季振宜、何煌、顧珊、黃丕烈、汪士鍾、趙宗建、丁祖蔭等著名藏書家相繼收藏過。1937年蘇州淪陷，該書散出，書商限三日出萬金成交，他四處借款，終於購得該書。
傅增湘，字潤沅(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藏園老人等。四川滬州江安縣(今屬宜賓地區)人。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變法，他與維新派劉光第、楊銳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後參政，創辦女子師範學堂，曾任王世珍內閣教育部長，「五四」運動中因抵制罷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職。此後傅氏便專心從事收藏圖書與校勘的工作，並進行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曾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傅增湘大規模收藏古書始於辛亥革命之後，他隨唐紹儀南北議和團去南京時，生平第一次買到一部宋版《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此書為四庫進呈本，曾被人竄易刪落，十分可惜，遂激發他奮力購書。他家祖輩原有一部元刊本《資治通鑒音注》，1916年他又購得一本南宋紹興二年浙本《資治通鑒》，他把兩部宋元本《資治通鑒》合稱雙鑒，並將自己藏書樓起名為「雙鑒樓」。後來傅氏購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間(公元1174—1189年)宮廷寫本《洪範政鑒》。這是南宋宮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寫本，一直在內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間，確系稀世珍寶。他在盛家見到此書的時間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書商定高價出售，傅氏毅然將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鮮古刻本三篋賣去，購得此書。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萬餘元的空前的高價購得宋本《周易本義》一書。二三十年代雙鑒樓每年平均買進宋本書大約有10部左右。1929年編印的《雙鑒樓善本書目》中宋元善本約有180種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書家，宋元刻本之多是雙鑒樓的特點之一。
傅增湘還有校書之好。去職之後，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園。正如余嘉錫《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序》所說：「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丹黃不去手，矻〔ku枯〕矻窮日夜不休。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由於傅增湘是專家，「生平所校書，於舊本不輕改，亦不曲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規定每天校書30頁，晝不敷則夜補上。從1943年開始，他對長達1000卷的《文苑英華》進行校勘，這時他已年過七○，天天伏案校書，無論盛暑嚴冬，從不間斷，不知老之將至。著名藏書家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稱讚他：
鄭振鐸就是以這種精神來收集中國古籍善本的。鄭氏藏書，包括中外文在內，共計17000種，近10萬冊，其中古籍達7500種。
篇篇題跋妙鉤玄，過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書魂永不散藏園。
傅增湘一生愛書、購書、藏書、讀書，但不以珍貴善本奇貨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認為這些珍貴文化遺產應由國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將其藏書373部約4300冊，捐贈國立北平圖書館，傅氏病重時，囑其家人將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給北京圖書館，通行本捐給家鄉的四川大學。1950年傅氏長子傅忠謨將藏書480部，約3500冊圖書，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充分表達了他熱愛祖國和中國文化的偉大精神。
鄭振鐸號西諦，常署名紉〔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長樂人。1917年入鐵道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五四」運動中與耿濟之、許地山等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1923年入商務印書館，曾主編《小說月報》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中留居上海，從事搶救文獻的工作。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文學所所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10月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因飛機失事而逝世。
鄭振鐸自幼喜歡藏書，每見同學買到好書，便借來抄寫，視藏書為人生一樂。成年工作之後，十分注意購書藏書，他洋書古書都藏，無論何地出書，只要他欲得者，「典衣節食不顧也」。至1932年他34歲時，藏書已有二萬餘冊。他將大部藏書寄存於上海開明書店圖書館內。「一二八事變」，寄存於開明書店的藏書毀於戰火。目睹國家千年文獻或毀於戰火，或被當成廢紙付之熔爐，或被外人買走，鄭振鐸強烈的愛國心被觸動了。於是他隱名埋姓，蟄居上海，在日寇的鐵蹄下做收集與保護祖國文獻的工作。頭四年是以個人之力與敵周旋，後四年他參加了蔣復璁、葉恭綽等人組織的「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搜集圖書工作。敵人四處搜捕他，而他毫無懼色，卻大義凜然地說：「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擔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求書目錄》)。有一次，他在舊書店看到70多捆古書，共有5000多冊，被當作廢紙賣給紙商時，他用自己僅有的6000元買下這批圖書，「竟以一家十口數月糧款，作此一擲之豪舉。」頭四年，以他的名聲和力量吸引南北書賈，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廣東和漢口的古書和文獻。他說：「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必須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時，偽滿的人在購書，敵人在購書，陳群、梁鴻志 在購書，但我所要買的東西決不會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