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相信萬物有靈，從原始社會以來就奉行多神崇拜。而且祖先崇拜一直是進入文明社會後各代統治者最重要的祭祀活動。這種文化環境，產生不了一霸天下的某個宗教或出現政教合一的情況。尤其自秦漢以後，已形成以皇帝為中心的集權式國家。維繫這個國家的，是以祖先崇拜演化而來的「孝」作為中心的制度。一個社會成員，必須以三綱五常作為行動規範；而同時，社會流行的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又強烈地表達了對人的生活的留戀和對生的歡娛的追求。可以說，秦漢以後，人是現實中的人這一意識是十分明確的。佛教進入中國之時，正是面臨這樣一種生存環境。佛教是厭世的，是輕禮法的，它要求信徒遁入空門苦苦修行，以求來世得到好報。這些思想與中國社會現實水火不容。為能立住腳跟，佛教不得不放棄自己許多規矩，在生與死之間彷徨。由此產生的佛教藝術，也體現了這種矛盾性。這些，就決定了佛教只能作為一種附屬的東西在這個國家生存。在漢代，佛是眾神的一類，在佛教雕塑中，他們也的確是處於各種神仙中，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漢以後，雖然有的政權倡佛，有的政權反佛，但有一個總的趨勢，就是佛教始終是一種附屬於政權的教派。反映在佛教雕塑上，最有名的有北魏文帝造佛像「令如帝身」。又如唐武則天為自己取代李唐天下造輿論，偽造了《大雲經》，稱自己為彌勒佛轉世，故在龍門石窟中大造彌勒像。按過去的格式，三世佛造像，以釋迦牟尼為現在佛居中，燃燈佛為過去佛居左，彌勒佛為未來佛居右。但因為武則天之故，彌勒佛居中。武則天去世後，又恢複舊制，釋迦居中，彌勒居邊。這一中一邊的變化，可看成一件逸聞趣事，但也為我們判斷佛像的製作年代提供了根據。龍門石窟最有名的大盧舍那佛，是武則天捐資開鑿的，據考證佛像就是根據武則天本人形象製作的。此像在秀美中又有一股英武之氣，倒真有點像武則天其人。(圖20)1987年，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批唐代佛教藝術的稀世珍品，其中有一件鎏金「奉真身菩薩」，是專為給唐懿宗祝壽所造。這種菩薩反映了皇帝轉世的觀念，本身就說明了佛教在中國的地位。又如宋太宗到開封大相國寺燒香時，問是否應當拜佛。高僧贊寧回答說：「現在佛不拜過去佛。」這種吹捧皇帝、將皇帝當成現在佛的例子各朝各代均有。到了清代，發展到將乾隆皇帝直接塑為500阿羅漢中的一位，以及直呼慈禧太后為老佛爺，都是這一行為的極端表現。直接為皇帝或最高統治者服務，只是佛教的附屬性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為以孝為中心的禮制服務。釋迦牟尼成佛後收自己父母為信徒，他的父母要跪拜老師。出家人不拜父母，根據就在此。但這種形式完全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為中國文化所不容。早在東晉，高僧慧遠著《佛儒合明論》就宣揚尊敬君王，孝順父母。唐代佛教最盛，但律令明確規定僧尼見到父母必須跪拜。在政府這種嚴厲態度下，佛教只好放棄自己的一些教義和教規，服從政府管理。律宗高僧法慎說：「與人子言依於孝」；禪宗六祖慧能說：「恩則孝養父母」，都是尊重中國禮教的表現。姚合《送僧默然》的兩句詩：「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禪」，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出家與盡孝的關係。表現孝道的藝術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四川大足寶頂大佛灣石刻，於崖壁刻了一幅極為醒目的釋迦牟尼為父抬棺送葬圖以彰明孝道，又於此石刻像旁刻了《佛大方便報恩經》，敘述了佛家重孝的思想。在釋迦抬棺的一邊，有一組父母恩重的石刻。其中有懷胎、分娩、哺乳、推干就濕、離別父母等等藝術形象，從懷胎開始到長大成材，清楚地刻出了一個人得自父母的大恩大德的具體內容。這些石刻的位置都在視線最易看到的地方，充分表明了鐫刻者要引人注意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