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北宋、南宋同時，我國北方大地上還存在著幾個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項族建立的西夏。
當時北方戰爭頻仍，民族壓迫深重，經濟遭到較大破壞，郵驛也一度處於混亂狀態，但不久，遼、西夏和金的統治者，很快收拾殘局，恢複了經濟，也恢複了正常的郵驛通信，而且具有顯著的民族特色。
遼朝的郵驛，一般說比較落後，交通不如中原地區發達。以陸路交通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車、駱駝和馬等。近年來在北方一些地區發現的遼墓畫中，有的便反映當時車馬的內容，可以看出那時交通的一般狀況。遼時，郵驛的重大成就是開闢了東北至中原的驛道。當時，從遼的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東京(今遼寧遼陽)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間，都有驛道幹線互相溝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員歇宿的驛館。這些驛館設備一般比內地簡陋，但是飲食供應和車馬設備，也都與中原相似。
東京遼陽府是遼朝在東北地區的中心。東京到各地的驛路四通八達。從宋人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載看，東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沿途共有14處驛館，其中有名的驛館有遼水館、唐葉館、建安館、三河驛等等，驛館間距離自50至100里不等。以東京為中心，還有驛道直通黑龍江流域和朝鮮半島。遼王朝開闢了從上京臨潢府至黑龍江下游奴爾干城的驛道，全長共達5000餘里。由於這是遼統治者向當地女真人勒索一種稱為海東青鷹的通道，所以又稱為「鷹道」。
遼代馳驛一般以銀牌為證，長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為「宜速」。又有「敕走馬牌」的字樣，以為憑信。驛馳程限要求每日馬遞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遼代後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加倍勒索，同時因為遼朝中心地在東北，同中原的驛路往來要通過許多盤山小道，驛運十分艱難，給負擔驛遞的夫役帶來很沉重的負擔。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時，已使百姓達到「破產不能給」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遼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驛舍里，曾看到牆壁上表現人民反抗思想的詩畫，畫了一隻烏鴉，上面附著兩句詩：「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反映出當時人心向南的情緒。
西夏是南宋時割據在今寧夏一帶的民族政權。其在李元昊統治期間，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驛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記載，西夏為了和宋朝爭奪陝北，在今甘肅靖遠境內的黃河上修建莎橋，溝通了陝、甘、寧地區的驛路。莎橋是索橋的轉音，可能就是一座鋪上板面的鐵索橋。此橋直到元朝還屹立在河上(《隴右金石錄》)。
據宋人曾鞏的《隆平集》說，當時西夏境內東西有25驛，南北有10驛，自黃河至遼境又有12驛。夏驛主要用馬、牛、駱駝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體制有驛牌。遺留下來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馬焚」，意為「敕令驛馬晝夜急馳」。據考證即是當時西夏驛站傳遞文書時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從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國至被蒙古消滅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統治我國北方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開始時，女真族比遼、夏、宋都要落後，還不懂得郵驛的重要。《金史》記載，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伐遼時，尚無文字，軍中機密皆由將官當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ou〕碗溫敦思忠的使者，往來傳轉詔辭，數千言從無少誤。以後，金統治者「得遼人用之」，學會了用文字，驛傳制度逐漸開始。此後，東北地區的交通郵驛迅速發展，從金太宗起，自京師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至今河南開封，每50里置一驛，形成一條漫長的郵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賀金主登基，從汴梁出發，由宋金邊境上的雄州至會寧，沿途經過了39個驛站，全程達2500多里路。
金世宗時，又設立急遞鋪。這裡還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對他的臣下說：「朕常欲得新荔枝」，於是仿效唐明皇、楊貴妃加強驛傳制度，設了急遞鋪。規定每10里一鋪，每鋪鋪頭一人，鋪兵三名。鋪兵騎馬傳送文書，日行可300里。急遞鋪所養馬匹費用，一律向民間徵收，稱之曰「鋪馬錢」。
金中都的驛館也是相當考究的。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曾住過中都館驛，他記敘說，中都驛供應梨、栗等乾鮮果品，還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實行了驛牌制度，有金牌、銀牌、木牌三種，後又製成綠漆紅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帶這些驛牌，俗稱金牌、銀牌郎君。南宋人認為，這種制度是由宋朝傳過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紀聞》和趙彥衛的《御寨行程》曾記載了當時東北黑龍江地區金境內郵驛的情況，說金的驛站稱為「寨」、「鋪」、「館」。《松漠紀聞》中有「銀州南鋪」、「宿州北鋪」、「安州南鋪」等等記載。他們的書里記載的金的驛站都不景氣，道路荒蕪，頹垣殘破，無人修理。說明那時邊疆地區的驛路不如中原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