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前代一樣，私郵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極為困難，也只有通過人捎帶，才能給親人寫上幾句。
晚唐詩人杜牧在一首題為《旅宿》的詩中，有這樣幾句：「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雁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系釣魚船。」意思是：獨自一人在旅店裡，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舊事，大雁行過的叫聲使人煩躁難眠。寫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帶到。多麼苦悶的遊子之情啊！杜甫的詩里也常有戰時「寄書長不達」的感嘆。晚唐另一詩人韋莊詩里說的情況更為可悲：「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這些詩，都生動地說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間通信也如此之不易。
在這種情況下，能得到一封家書，無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書》便是這樣難得的留傳至今的一封信。這封信，發現於敦煌石室，寫在一份唐朝寫經的背面。據考證這是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公元751年)的一封信，寄信人為二娘子，從內容看這是女兒寄給母親的一封家書。
《二娘子家書》的開頭部分已經遺失了。從殘文看，二娘子首先表達了濃厚的思鄉念親之情。當年二娘子隨官員一起到東京洛陽，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報了平安，並給姊姊和母親一些禮物，還給小外甥一件禮物。從信的內容看，這個二娘子是個年輕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經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給官家為小妻，或充當體面丫環，看來在官員家的身份不會過低，因此還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體己物件充作禮品送給家人。
還有另一封塵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書信，也值得介紹。這是一封西方漢學家斯坦因從敦煌石室發現的書信，估計為五代時曹氏家族統治敦煌時期所寫，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據專家考證她是一位新疆少數民族于闐或回鶻的貴族女子，嫁給了曹氏家族。這封信是君者者從娘家寫給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麼原因，後來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時書信的格式已和秦漢魏晉有所不同。信的開頭已直接書寫收信人的姓名大號，最後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狀上」，與今已漸接近。還有一點內容，值得史學家注意：信中提到寫信人在從敦煌至於闐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燈」。祆寺是指發源於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廟，南北朝隋唐時傳到中國。這封信說明唐時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肅地區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見到祆寺。這封信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另一篇從吐魯番遺址中發現的唐代軍事文書。這是一封唐高宗時所任命的波斯軍的將軍懷岌寄發給波斯軍使(波斯軍的最高長官)杜懷寶的文書。懷岌向長官彙報了軍情，同時提出要求在軍中配備嚮導(「傔〔qian欠〕人」)和翻譯(「譯語」)。這封信給歷史研究者提供一個重要證據，即唐高宗年間中國和波斯曾存在過較長期的軍事爭奪，有過直接軍事交鋒，這才有當時唐朝「波斯軍」的編製。而這封信的出土，也說明唐朝時候邊疆郵驛十分發達，郵遞軍事文書的效率是相當高的。
此外，在唐人的若干文集中，常常都可看到文人學者的往來書信。連隋唐之際隱居深山的詩人王績，也有人給他不斷寄送書信(《王績集·杜之松答王績書》)，因病高卧洛陽東郊龍門山的初唐盧照鄰也曾數次寫信向洛陽、長安的親友們「乞葯」(《盧照鄰集》)。
上面史料，說明唐朝時候，人與人之間通信較前增多。人們之間有時讓人捎帶書信，還互送一些小禮物。這種通信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和方式，要視具體情況而定。貴族和軍將書信往來可以由官府和邊防提供方便，如那位君者者公主和波斯軍將懷岌便是如此。屬於中下層官員的可以通過州縣郵驛捎帶，一般百姓仍是靠同鄉和商旅帶信，就如王績、盧照鄰和中唐以後大文學家白居易和劉禹錫之間的平日書信往還一樣。但這畢竟在法律上是得到允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