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說，漢承秦制。漢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時奠定了基礎。在郵驛制度方面也是一樣，但漢時又比秦朝有更大的發展。
劉邦建漢之初，就懂得郵傳對王朝統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國伊始，便抓緊對戰爭時遭破壞的郵驛設施的恢複。後來，西漢王朝的鞏固，頗得力於郵傳的便利。比如，劉邦在平定漢初異姓王英布的叛亂時，就有效地利用了英布手下將領賁赫「乘傳」到長安及時遞送情報。後來，大將樊噲有反情，劉邦也是即刻派陳平「乘馳傳」，帶著周勃去接收了樊噲的兵權。漢景帝時，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大將周亞夫奉命討伐叛王，為了迅速到達前線，他也乘了「六乘傳」，及時趕到。
西漢時，郵傳還被利用來向全國宣告一些叛國分子的罪行。吳楚七國之亂的頭子吳王劉濞被處死後，漢政府命令將他的頭「馳傳」當地示眾。有時郵傳的道路同時也就是押送犯人充軍的道路。淮南王劉安被判充軍後，發配四川，他的囚車便是順著郵車的大道次第前進的。
漢時郵傳的功效還體現在國防上。邊防上一些重要緊急文書，都是靠郵傳遞送的。漢武帝時大將李陵北征，兵達受降城，他馬上通過郵傳給武帝上書報告。後來桑弘羊要在西域輪台屯田，也準備通過郵驛來密切漢政府和西域的關係。東漢時我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起來，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絲綢之路更加暢通。漢政府在西北的郵驛十分發達，出現了「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華局面。當時西方的羅馬也正處於繁榮時期，那裡也是郵驛暢通，沿途「列置郵亭」，所以當時中間諸國的商人和使者，可以從東漢邊境通過郵驛一直馳騁到羅馬首都。
兩漢政府十分重視郵傳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級的九卿官職中，有許多是和郵驛制度直接關聯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文收發和符節的分發和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郵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他的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徵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所以又叫「公車上書」。後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為等「公車上書」，得名便由於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郵驛，負責郵驛規章制度的制訂和一般管理。
漢時，地方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為正規化。郵驛系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他不僅主管郵書，還兼管督察長吏，是個實權官吏。《三國演義》中有一個張飛鞭打督郵的故事。那個督郵到張飛任職的那個縣大發威風，惹起張飛的不滿。說明那時督郵的確是很威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