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通信,由來久矣。據古書《古今注》記載,堯曾經「設誹謗之木」。這種木製品,形似後世的華表,既可以在上面書寫對政府的意見,又可作為路標。是用一根橫木交叉在柱頭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設置。這大約是我國文字記載的向上表達意見的一種最早方式,也可以認為是上古時代原始形式的上書通信。
堯時很注意道路的修整。為了交通的通暢,他在都城平陽(今山西臨汾一帶)修了一條通衢大道,稱為「康衢」,後來改此地為「康莊」。現在我們常說的「康庄大道」,就源於此。道路的寬廣,說明了那時信息的傳遞較為迅速方便。
到舜的時候,這種以「誹謗之木」採納意見的方式,形成為政治制度。舜設有專司通信的官。司馬遷的《史記》說,舜曾設置22名「納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這些官員,「夙夜出入」,到各地聽取民間意見,並把舜的意圖傳給大家。他們被稱為「喉舌之官」,實際上是當時起上通下達作用的通信官吏。納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見的有組織的通信活動。
上古時候,究竟用什麼樣的通信方式呢?史書上沒有留下詳細的記載。但是,民俗學的材料告訴我們,原始社會的居民,確實已經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動。雲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還進行著原始的木刻通訊聯絡:如甲乙兩寨發生了糾紛,甲寨便命人給乙寨送去一件木條,在木條上方刻兩個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個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內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關緊要,不可延誤。這種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學家們在青海樂都柳灣也同樣發現過。那裡原始遺址出土的記事骨刻,其所刻缺口與佤族十分相像。說明了距今數千年前母系氏族時代的我國原始居民,已經有了簡單的通信活動。
到了公元前21世紀的夏王朝時,我國中原地區進入了奴隸制社會。那時候,交通工具已較前代發達。古書上說,「夏後氏二十人而輦〔nian碾〕」,是指用20個奴隸拉著大車子。若是沒有寬闊的道路,20人拉的車是無法通行的。《左傳》引用上古文獻《虞人之箴》說:「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記載大禹治理水患後,把全國劃為九個州,修整了九條寬廣大道。以後,夏朝統治者規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稱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說每年秋九月全國有一次掃除道路的任務,十月則修治橋樑。這說明夏王朝對交通管理十分重視。正因為道路的通暢,夏朝命令才下達迅速有效。《史記·夏本紀》說,夏王朝統治區東到大海,西至大漠,「聲教訖於四海」。
這時,人們的通信活動也比以前複雜化了。流傳下來的《夏書》說,有一種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稱為「遒〔qiu求〕人」的宣令官,手執木鐸,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號令。這是我國早期下達國家公文的方式。國家組織人們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報組織系統;政府對地方實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較為嚴密的通訊聯絡網。所以,夏朝設立了「牧正」、「庖正」、「車正」等官吏。牧正是專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車正就是統管民間通信系統的官吏,負責天下「車旅」。傳說,夏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u局〕」(《史記·夏本紀》)。有了這麼多種交通工具,這時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遠古傳說中說,堯為了鼓勵人民提意見,曾設置了木鼓。誰有建議或不滿,可以擊鼓示意。這種方式與至今尚在非洲大陸流行的「鼓郵」頗為相似,鼓手能在兩面或多面鼓上敲擊出不同的聲音和節奏,表達不同的語言,起著郵傳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斷,我國使用擊鼓傳遞信息,最早當在原始社會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