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戶口和賦役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志書也十分詳細地載有各縣、鄉、村的戶數、人數。例如上海正式有系統的戶口記錄始於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後歷代都有，但僅見於地方志。連續的人口記錄反映了我國歷代人口的增減和遷移，也間接地反映著歷代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遷，對於研究中國人口這個大課題極有參考價值。
「訪得壽民生女多不肯留養，即時淹死，或拋棄路途。不知是何緣故？是何心腸？一般十月懷胎，吃盡辛苦，不論男女，總是骨血，何忍淹棄？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從何而來？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從何而活？……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牲還怕殺害，況且活活一條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
在廣州一帶的地方志中，詳細記載了1841年5月當地人民自發抗擊侵略軍的事實。如《(同治)香山縣誌》卷十六《忠義傳》記載：
「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涌渡頭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帶劍攜火槍，大肆淫掠。十三人憤甚，帥雷天規……等出，奮力擊之，大呼，聲振林谷，倉卒無槍械，各執耰〔you優〕鋤殊死斗。夷揮劍殺數人，繼燃火槍環擊，皆死之。夷恐諸鄉人至，皆遁。天規五人負傷追之，不及而還。」
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反映。如前述關於「也里可溫」的研究，就涉及元代中國和西方的交往。南宋末有個蒲壽庚在福建泉州做官，任提舉市舶司(管理中國往外國或外國來華的商船)30年，在中國與南洋通商史上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宋史》、《元史》中都沒有他的傳記。而明代《(萬曆)閩書》等地方志中卻比較詳細地記述了他的事迹。日本學者桑原騭〔zhi質〕藏曾著有《蒲壽庚考》，援引閩粵方誌論證蒲壽庚是阿拉伯人。中外學者都通過研究蒲壽庚的生平來研究古代中國和阿拉伯的關係，研究宋朝對「回教人」的政策和「回教人」對中國的貢獻。
煮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鹽用具)煮就汝輸征。
……
鹵濃鹽淡未得間，采樵深入無窮山；
豹蹤虎跡不敢避，朝陽出去夕陽還。
船載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熱；
晨燒暮爍堆積高，才得波濤變成雪。
自從瀦鹵至飛霜，無非假貸充餱糧(乾糧)。
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緍往往十緍償。
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
……
同時犧牲的還有一名婦女雷劉氏。她手執木捧隨雷兆成等參加戰鬥，犧牲時年僅24歲。她的事迹被記載在這部縣誌的卷十八《列女傳》中。這是一曲中國人民奮起保衛家鄉的正氣歌，和一些清朝官員的不戰而逃形成鮮明的對照。
明代文學家、我國著名的古代白話短篇小說「三言」的整理編輯者馮夢龍，在61歲時做了福建壽寧縣知縣，編有《壽寧待志》。志中材料大多是他親自調查所得。在《待志》的「風俗」類中，記載了壽寧重男輕女，「生女則溺之」的惡習，並保留了「壽寧縣正堂馮」用白話寫的一篇《禁溺女告示》。告示宣布要嚴懲溺女棄女者，並憤憤責問：
地方志是我們從前人手裡繼承的一份豐厚的遺產。但是，它從漫長的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走來，統治者的專橫，階級的偏見，對科學的矇昧無知，以及部分修志人的私心和不負責任，使大多數舊志中瀰漫著封建倫理道德的腐朽氣息，許多事實並沒有得到客觀如實的反映，這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它是一座真正的寶藏，無數價值連城的礦石，掩藏在歷史堆積起來的泥沙雜質之中。現在已經探明開採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還有更多的珍寶，在等待著熱愛祖國，熱愛鄉土，有志於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後來者去勘探，去採掘。我們深信，在用先進科學和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人手上，這一舉世聞名的寶藏必將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地方志中最為豐富多彩的，是關於社會歷史的記述。
為了煮鹽，鹽民必須入深山砍柴，從「瀦鹵」(引聚滷水)到煮成鹽，其間只能靠借貸維持生活。鹽煮好了，官家只付給微薄的代價，所貸的錢卻要付10倍的利息。柳永做過昌國州(浙江定海)一個鹽場的監督官，不但細緻地描述了煮鹽的過程，而且對鹽民的困苦無助滿懷同情。可見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柳永的詞去了解柳永及他所處的時代。《煮海歌》揭開了宋仁宗「太平盛世」社會真實的一角，也將柳永的另一個側面顯示給我們。這首詩，正是保存在元《(大德)昌國州圖志》第六卷中。
這篇文獻，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白話、研究中國風俗史，及研究馮夢龍本人的思想，都可供參閱。
每一部地方志都像一幅工筆繪畫，它的細緻入微的筆觸，幾乎觸及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向我們生動地展現著過去的時代，一切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通過它去探尋歷史的奧秘。
地方志所涉及的領域還有很多。如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曾輯錄中國方誌中的方言資料，彙編成《中國方誌所錄方言彙編》幾大冊；1923年出版的胡樸安的《中華全國風俗志》中，抄自地方志的風俗資料佔一半；《(乾隆)湘潭縣誌》(湖南湘潭)等志書中，載有祭禮時的舞蹈動作圖和舞器、樂器圖，有的還附有舞器、樂器的規格和用法；瑞典人卜斯文定著有《中國的皮影戲》一書，他曾參閱中國北方諸省的志書，從中尋找皮影戲發展的線索。而那些關於文物古迹的記載，不僅是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等學科的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對於旅遊業也大有裨益。如四川瀘州市曾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整修了市郊神臂山上宋代抗元名城的遺址，既保護了古迹，又可供人憑弔遊覽。方誌中保存的大量美麗的神話傳說，更能為山水增色，為遠道而來的旅遊者增添無窮的趣味。
近代上海地區的地方志，則記錄了近代資本主義企業在上海地區的發生和發展。特別可貴的是，方誌所涉及的不限於上海市區，同時還反映了小縣城和鄉鎮的情況；不限於大企業，也記載了不少中小型企業和一些不很知名的工商界人物的經濟活動，這些都是別的書報雜誌很少注意的。從這些志書中，還能看到由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引起的社會生活的變革，如線襪淘汰布襪，火柴淘汰火石，煤氣燈、電燈代替油燈，機制工業品的普及，人民生活的日益貧困，和隨之而來的抗租、抗稅、搶米、罷市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近代經濟史料。
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幾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國起義，凡太平軍所到之處，都有記錄。羅爾綱主編的《太平天國史料彙編》，一共引用了1600多種各類資料，其中地方志佔730種。廣東、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過太平軍在本省活動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為主要資料來源。至於一些地區性的規模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誌記載。如上海小刀會起義時期，周之春等在青浦縣起事響應，首扎紅巾為號，佔領了嘉定、川沙、寶山等縣，當地百姓踴躍參加，或者支援燈燭、乾糧。這段歷史，就是保存在這幾個縣的縣誌里。
通過志書中的經濟資料，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畝數、田賦、工商稅幾乎是每部方誌必錄的內容，往往有確鑿具體的數字。《(民國)巴縣誌》(四川巴縣)記軍閥割據時代，巴縣的苛捐雜稅有幾十種，1923年預征田賦已徵到1955年。而據《(民國)新繁縣誌》(四川新都縣)的賦役篇，則當地1934年預征田賦已徵到1981年。當時四川地區民窮財盡，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國邊疆地區的一些志書中，甚至還保存著若干周邊國家的古代史料。例如，雲南在明清兩代所修的10多種省志中，都有「邊裔」、「外國」等門類，其中有不少關於東南亞地區的記載。現在雲南省修志機構的專家們正與泰國學術機構合作發掘和整理其中的泰國史料。他們的工作將對國際泰學的各種研究課題作出積極的貢獻。
人物誌往往佔地方誌總篇幅的1/4、1/3甚至一半以上，此外還有不少人物資料散見於志書的其他部分。一些在封建史家看來不夠資格入「正史」的人，如曾經在一個地區揭竿而起的農民領袖、抗擊侵略的民間英雄、有一技之長的能工巧匠、沒有做過大官的文人學士等，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他們的事迹。《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籍貫、生平和家世，就是紅學家們根據多種地方志的資料考證出來的。曾為《資治通鑒》作注的胡三省，是宋元之際的傑出的史學家，「正史」中無傳，而他的家鄉浙江寧海的縣誌中收錄了他的墓碑碑文，比較完整地記載著他的生平事迹。趙景塗、張增元所編《方誌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一書，所收錄的元明清戲曲家中，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