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悠久的史學傳統。上古的「史」本是一種官職，除記錄君王的言行和國家的大事外，還負責起草文書，發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圖書檔案。《史記·藺相如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趙惠文王在澠池(今河南澠池)會見。當時秦國強，趙國弱。宴會之中，秦王要求趙王奏瑟(一種彈撥樂器。趙惠文王善鼓瑟)，然後讓秦國的史官記上：「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趙國的上大夫藺相如不能忍受這種屈辱，立即上前請秦王表演擊缶〔fou否，一種瓦質打擊樂器〕，並威脅說：「現在我離大王只有五步遠，如果您不肯擊缶，恐怕不免要流血了。」秦王沒有辦法，很不高興地敲了一下缶。藺相如馬上讓趙國的史官也記上：「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件事說明，到春秋戰國時期，設置史官，將重大事件隨時記錄在案，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制度。在實行分封制的古代中國，一個世襲的諸侯國就是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各國史官記錄和保存的資料，就是我國最早的地方文獻了。
當時統治天下的周王室，它所設立的史官和其他官職，出於職務的需要，各自掌握著一批有關諸侯國的文獻。「方誌」這個詞，最早就出現在專門記述周朝官制的著作《周禮》中。據《周禮》記載，周朝設有「外史」，他的任務是「掌四方之志」，並起草周王室下達給四方(各諸侯國)的命令。又有「小史」，掌管「邦國之志」，為的是辨明天子和諸侯的世系，以便執行各種禮法。還有一種官職叫「誦訓」，職務是「掌道方誌」(圖3)；「道」，就是說、講；他負責給天子講解四方記錄上報的史實。據考證，《周禮》這部書，雖然假託是周公姬旦所作，其實成書於戰國時候。它所記的並不全是周朝真正實行過的制度，而是以周朝的官制，參照戰國各國的政治制度，將它們整理得有條有理，來反映一種儒家的政治理想。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至晚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已經有了「方誌」這個名詞。
實際上，在另外一些先秦古籍中，也有不止一處提到「志」、「前志」、「故志」，或者引用其中的文句。如《左傳·昭公三年》，魯國的叔孫豹勸說季孫宿(都是魯國大夫)要好好接待小邾國的穆公，以免對方懷有異心。他引了「志」作論據，說：「『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迎來者，天所福也。』」《國語·楚語上》記楚國大夫申叔時給楚莊王開了一個書目，供教育太子之用，其中也有「故志」。申叔時還對楚莊王解釋說：「用『故志』來教太子，可以使他了解前代的興亡，從而有所戒懼。」可見「志」在當時是一種大家都熟悉的文獻的名稱。
這些「志」、「前志」、「故志」，以及《周禮》的「方誌」、「四方之志」、「邦國之志」究竟是什麼樣子，由於沒有實物流傳下來，現在已經不能確切地知道了。根據《周禮》的敘述大體可以斷定，它們是各地的基本情況及往事的記錄，其內容無疑屬於後世地方志的記述範圍，體例上卻遠遠還沒有形成後世地方志的樣子，甚至很可能還沒有什麼統一的體例，或許是既有經過整理的史書，也有調查報告，也包含未經編輯的原始記錄和檔案。當時的「方誌」，只是用文字記錄的地方文獻的通稱，並不等於現在的地方志。
除外史、小史、誦訓以外，《周禮》所記的官職，還有一些同各國文獻有關。他們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文字記錄，還要掌握有關的地圖。輔佐周天子安邦定國的大司徒，掌管各諸侯國的「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便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各種政策法令；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他要了解各地的民力、財力、穀物和牲畜的種類和數量，以便管理四方的朝貢；「司險」要掌握「九州之圖」，以了解山林川澤的阻隔，根據地形開通道路，在險要的地方設置樹林、溝洫作為屏障，一旦國家有變故，可以馬上封鎖要道，禁止行人通過，並派人防守；還有「土訓」，專門給天子講解地圖，讓天子了解各地的山川形勢，什麼地方適宜種稻，什麼地方適宜種麻，等等。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我國的地方文獻已經十分豐富，而當時的中央王朝已很懂得充分利用地方文獻來幫助治理天下。
正是從《周禮》的記載中，透出了中國地方志萌芽的最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