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雖然源於簡帛，肇始於戰國，而興時則在於漢，尤其東漢更稱鼎盛。魏晉以降，雖然漸趨衰微，但始終未斷，至清又見復興。在漫漫書史長河之中，能隸諸家，不勝枚舉，只將具有典型代表性者列出，便足令人一開眼界。
前章所舉《乙瑛碑》是漢碑隸書的成熟時典型之一，此外，當其處在變化之中的寫法，則各有異體。如《開通褒斜道刻石》，俗稱《大開通》，是東漢現存摩崖刻石中最早的一處。石在陝西褒城北石門溪穀道中。大家皆以其字為古隸，渾樸蒼勁，天然古秀，世稱神品。
《子游殘碑》為東漢元初(公元114—120年)間刻，在河南安陽出土。古淡靜肅，厚重樸拙，大小錯落，極有情趣。
《北海相景君碑》，東漢漢安二年(公元143年)立，碑原在山東濟寧任城。其字結體長方，氣勢磅礴，下底豎筆多作延伸，如篆籀之曳腳，開放峭拔，雖不甚娟雅，但不失其古。
《封龍山頌》，東漢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石原在河北元氏西北45里王村山下，可惜現已全無所存。其字型體方正古健，絕少雕飾，字距行間密集，字畫勻凈，偶作粗重，極見氣魄，尤其整體觀之，但覺嚴整端朴，大度渾然。外有樸拙之態，而內含飛動之勢。用筆雖大起大落，而法度森然。現存拓本，一經剪裁便失原貌，如能見全張拓片當可有截然不同的觀感。(圖9)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也稱《韓敕碑》、《修孔子廟器碑》，東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立，石在山東曲阜孔廟。亦是漢隸成熟時的一種典型。其字古雅無前，若得神功，所謂「星流電轉，纖逾植髮」，瘦硬若鐵，變化如龍，一字一奇，妙不可測，力出字外，無美不備。 (圖10)
《張景碑》又稱《張景造土牛碑》，東漢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立，在河南南陽出土。其字與《朝侯小子殘碑》相類似，屬雋永秀勁一派。用筆方中帶圓，圓中有方，而轉筆處用方折，盡脫篆意。瘦勁有《石門》之疏落，秀麗近《曹全》而無其甜俗。筆勢左右開張，波磔分明，體勢橫扁，結字平正，勻稱之中又有變化。初學習此，不至入俗，而可得用筆、結字之法度。
《鮮於璜碑》全稱《漢雁門太守鮮於璜碑》，通常與《張遷碑》並稱為漢碑方峻拙樸的典範。東漢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1972年才於河北武清出土。通碑字跡大部清晰完好，僅有個別略損。碑字大小不等，行列不齊，但勻凈錯綜而自然得體。就風格來說，方正拙樸，豐茂勁挺，斬截爽利，的確氣韻高古。雖然原有方格之界，但並不受其限制，字在格中高低隨意，而整篇逸趣無涯。(圖11)
《楊叔恭殘碑》全稱《漢沇〔wei尾〕州刺史楊叔恭殘碑》，東漢建寧四年(公元171年)立，清嘉慶年間于山東鉅野昌邑集出土，碑殘較嚴重。其書古雅端秀，法度森然，卻疏落如散，用筆凝遲而秀挺，結體寬朗而絕俏，體型豎可縱長，橫可四放，漫無拘束，大小錯落，各得其宜，章法散疏無囿，但又了無失態之處，故在漢隸諸碑中立一奇格。
《趙寬碑》，也稱《三老椽趙寬碑》，東漢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1942年在青海樂都老鴉城白崖子出土。1950年曾遭火焚，殘存一小塊。其書流美而渾厚，章法茂密。用筆、結字已有明顯的定則，無復前此諸作之變化自然。唐人隸書可能受此影響較大。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立，明萬曆初在陝西郃陽舊城出土。其字秀美飛動，既不束縛，也不馳驟，可為漢隸中秀麗典雅之代表。(圖12)
《張遷碑》全稱《漢故穀城長盪陰令張君表頌》。東漢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原在山東東平。乍視之，書刻俱不甚工，故歷來論者，或有歧異，有以為法度差強，有以為大巧若拙。然平心而論，書刻固不甚工，卻方勁峻峭，於不經意間實殊有奇趣，整體看來，更有典重古茂、令人心神震懾之氣度，允為漢碑上品，後世宗漢欲求境界之高者，無不注重此碑。(圖13)
漢碑眾多，除上舉諸作外，其他如《陽嘉殘碑》、《石門頌》、《張壽碑》、《孔宙碑》、《西嶽華山廟碑》、《史晨碑》、《西狹頌》、《孔彪碑》、《楊淮表記》、《魯峻碑》、《熹平石經殘字》、《韓仁銘》、《尹宙碑》、《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趙圉〔yu 雨〕令碑》、《樊敏碑》、《朝侯小子殘碑》等，都各有所長，稱譽後代。綜合觀之，則不外端秀、嚴謹、疏朗、奇縱之別，前所列舉，已足明鑒，茲不贅述。
惟《夏承碑》必當一提。此碑全稱《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也稱《夏仲兗碑》，東漢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立。宋元祐時四川資州出土，明嘉靖時遭地震裂毀。今存河北永年縣一通，為明嘉靖時知府唐耀重刻。其字時有篆籀筆法，極盡巧飾奇麗。漢碑之深朴沉勁之氣，至此已盡逸去，古調不可復得了。因為它雕飾性過強，帶有濃重的工藝性，於是格調降低了，然而影響後世，歷魏晉、唐、宋，以至於元、明，流風綿長。後來《上尊號奏》、《曹真殘碑》、《範式碑》、《王基碑》、《三體石經》、《西鄉侯殘碑》、《孫夫人碑》、《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碑》等，皆沿《夏承碑》而下。
三國魏晉中惟有以下幾通稍見個性，略有可觀。
《孔羨碑》，也稱《魯孔子廟碑》、《修孔子廟碑》、《封孔羨碑》，三國黃初元年(公元220年)立，今在山東曲阜孔廟。其字結法遒健，方正板實，嚴實之中又含秀朗。
《黃初殘碑》也稱《郃陽十三字》，三國黃初五年(公元224年)立，清乾隆初在陝西郃陽出土。殘石共四塊，每塊行字不同。其字淳樸，略存古勁逸靜的高妙氣息。
《郛〔fu福〕休碑》全稱《晉明威將軍南鄉太守郛休碑》，西晉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立，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山東掖縣出土。其字奇姿百出，筆畫乾淨明晰，結字新穎，氣韻溫潤典雅。筆勢參差，神態恣肆，頗有一些意趣。
《谷朗碑》全稱《吳九真太守谷朗碑》，三國吳鳳凰元年(公元272年)立，在湖南耒〔lei 磊〕陽杜甫祠，後來經人剜改，風韻已失。其結構多為隸法，用筆凝遲渾厚，古雅靜穆，氣息濃重而俏秀。然無論用筆、結字，都已見由隸變楷的端倪，故人多以為是隸書向楷書轉化的變型。
入隋唐之後，大多數碑刻或墓誌，非楷非隸，已無甚奇處，否則便是沿《夏承碑》而下的一些著意雕琢的工藝隸字。然而以歷史觀點為標準，下列諸種，雖去漢已遠，卻能不落時弊窠臼，尚有特色，或縱為時風，卻還稍有可觀，可為一時之俊，值得一提：
《房彥謙碑》全稱《唐故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定公房公碑銘並序》，唐貞觀五年(公元631年)立，李百葯撰，歐陽詢書。碑原在山東章丘，鄉人苦於碑商椎拓時圍觀閑人踐踏禾苗，欲毀之，幸被邑令所禁，然下截已經漫漶〔huan 煥〕，不復從前。其字為隸書，格調古雅，既有「二爨」筆勢，又有楷書氣韻。在歷代隸書中體勢比較特殊，獨備一格。
《崔泰之墓誌》全稱《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清河郡開國公上柱國崔公墓志銘並序》，唐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刻，中書侍郎崔沔〔mian免〕文，李迪□書。其字雖然已失去了漢隸的質樸遒勁，但漢隸那種圓潤凝重、遲澀穩厚的氣息卻保留了下來。
《紀泰山銘》，唐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刻，是摩崖刻石，玄宗李隆基撰並書，比20年後他自己所書的《石台孝經》，既渾厚又樸拙，尚無纖巧嫵媚之氣。似與漢《趙寬碑》，及當時的史惟則所書《大智禪師碑》不無淵源關係。
《嵩陽觀記》全稱《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刻，李林甫撰，徐浩書。有人以為與史惟則相近，其實不然，他沒有史之工藝造作。他與韓擇木也不同，沒有韓之纖巧，他能於中和平穩中保持勻凈，尚無俗品之經營，不失坦蕩之平順中正。
宋、元、明之間雖然亦有幾位能作隸書者，但極一般，漢韻已失，惟唐以下而已。至清則大盛起來，但也有大量作品未出魏晉以來的俗格。當然自有佼佼者脫穎，為清代的隸壇展現了耀眼的光彩。如：
朱彝尊，深味《曹全》逸趣，但只取縱勢，不受束縛而另出機杼，特別於章法上更有飄逸神馳的風采。
汪士慎，筆力清勁，結字謹嚴，淡雅得體，章法有致。54歲之後雙目失明，猶能憑窗畫梅，作八分書。
金冬心的隸書亦甚可觀，筆意極重，格調高古，雖然直多曲少，但無板滯，反而靈動可喜，似是信手之作，不計工拙，但又頗具法度，因字成勢，漫無失態。
此三位得風氣先，能上溯古法，化為新體，篳〔bi 必〕路藍縷，功在遐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