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是西周金文、東周各諸侯國文字(包括石鼓文字)遺迹的總稱。它們各自創造，或天子所命，或諸侯私造，並沒有統一的整體規劃，因而各有各的樣子，但由於文字之形質已定，倒也小異而大同。正因為如此，更顯示了我們祖先的聰明智慧，竟創造出了這樣燦爛多姿而又彼此質韻相通的法書。
前一章曾以《毛公鼎銘》為金文實例，而《大盂鼎銘》則比《毛公鼎銘》還早，是西周康王時的器銘，相傳於清道光年間在陝西眉縣禮村出土。此作近商，故還略有甲骨的形意上的影響，但總的來看，文字結構嚴謹，安排妥貼，已毫無荒率隨意之處；筆畫深沉含蓄、凝練渾厚、遒〔qiu球〕潤飽滿。通篇鼓盪著渾穆古樸的氣度。這種神韻，是西周金文的典範，也為後世書家提供了追求的方向。
《散氏盤銘》為西周厲王時器銘，於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初年出土於陝西鳳翔。此盤是傳世之重器，它的書法風格特殊，奇崛拙樸；結字蕭散有致，錯落成章，疏密相間，布白自然；筆畫遲緩恬靜，火氣全無，更無鬆軟柔媚、矜持作態，但坦然大方，妙出逸趣。
《史頌簋〔gui鬼〕銘》是西周共和時的器銘。此器共四件，文字內容相同。西周晚期，大篆已經完全成熟，古文字筆畫、結構都走上規範化的道路。筆畫已經儘可能地達到了勻凈、統一；然而，卻在以剛勁為基調的情況下，不時雜以柔美；在縱筆抒放中，又不時收斂內蓄。結體雖然意在規整，也不時立身修長，又間或以橫扁取勢。所形成的格局肅穆莊嚴、凝重有度，圓轉中增多方正。於是在雋永里蘊其沉厚，莊重中不失娟美。
「石鼓文字」出於東周，堪稱最規範的大篆，當是金文規範化到最後的結果。其字已規整完備，無論在用筆、結字還是格局、布白上都已建立了統一的形制。(圖1)
僅就以上所列，可以看出皆不相同，但又都是大篆體系，尤其可以看出秦篆必然是它們的歸宿。
大篆的書體甚多，觀賞起來，各有所嗜，善鑒者總會有所會心。雖然每體存字不多，但所給人的感受差別極大，這正是書法藝術的特點，在大篆上已經表現得很充分了。自大篆重新為後人重視以來，賞玩臨習者輩出，早已雄辯地證明了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