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北朝亦經歷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各朝。 自公元420年劉宋滅晉開始，至公元581年隋朝統一立國，南北朝對峙告終，跨越了160年。
南朝多承晉制，禁止立碑，故刻石較少。最著名的有「二爨〔竄〕」中的《爨龍顏碑》(另一件《爨寶子碑》為東晉物)，立於雲南，地處邊陲，字是楷書，而存隸意。梁代又有摩崖刻石《瘞〔yi義〕鶴銘》，字勢飛動、丰姿奇峭飄宕〔dang盪〕。此外，晉代便已出現的不豎於地上而瘞於墓中以求永為銘記的墓誌這一新的石刻形式，在南朝也每有因襲，時或可見，其中亦不乏妙品。
然而南朝名跡，終以墨件為主，多為行、草，主要宗承二王遺緒，王僧虔(羲之四世族孫)父子的諸帖(收入《萬歲通天帖》，唐摹)可為代表，堪稱翰札精品。南朝亦流傳有不少「寫經」作品。從這些作品看來，楷、行、草已然成為南朝時書法的主體了，並進一步走向普及。
北朝由少數民族入主，不僅不再奉行碑禁，反而因佛教等的發達而形成一個立碑刊石的高潮，達到了空前的繁盛：地上有碑銘、摩崖、造像題記、刻經，地下則埋有眾多墓誌。這無疑給書法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
北朝初期石刻，尚保留有較多隸書遺意，筆致古拙，結字奇逸，如《中嶽嵩高靈廟碑》等。然而，隨著刊石之風的興盛，楷書的應用日見頻繁，雖然仍時見隸意，但究竟越來越呈現出消盡隸意、全面定型的趨勢。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不久即開鑿龍門石窟，雕佛像、刻題記，造就了龍門石窟這一文化勝地。今本「龍門」多少「品」，就是造像記多少種的合集。雖面貌略同，而風格各異。可以《魏靈藏》為典型。
這一時期的摩崖刻石可謂空前絕後，數量多而且水準高，著名的有：《石門銘》、《鄭羲下碑》、《論經書詩》等；尤其《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字徑二尺，滿布河床石坪，洋洋洒洒，很是壯觀，確實起到了為山河增秀的藝術效果。
立於地上的碑刻也很多，以《張猛龍碑》最突出，有人稱為「魏碑之王」。
北朝的墓志銘是這一時期保留下來最多的書跡，遠比立在地上諸碑豐富得多。其中尤以元氏(魏皇族，原姓拓跋，孝文帝遷都後改)一門埋在邙山者為大宗。它們各懷異韻，群芳同馨。另外，著名的有《崔敬邕墓誌》等，清趣典雅。
此時也有一些隸書刻石，皆承魏晉時風，已無漢碑遺意，不足為訓了。北朝也有一些寫經墨跡保留，如《華嚴經卷第四十一》等，從中可以看出那時的用筆，多取露鋒，與魏碑石刻之用筆一致，可見碑刻皆失筆意之說未必儘是。
就其主流來看，北朝石刻展示了從隸向楷轉折、楷書成熟過程中人們所進行的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它構成了隋唐時代楷書大放異彩的前導。豐富多彩、格調新奇而又形質樸茂的北朝石刻書法，充分顯示了當時人高超的創造才能，在書史上放出了燦爛的光輝。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書論研究，也比以前推進了一大步，不但著作數量增多，而且在深度、廣度上已涉及到書學的各個方面，無疑對書法藝術的導向起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