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到獻帝，東漢政權已名存實亡，終於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司馬昭滅蜀，司馬炎廢曹滅吳，於是三國統一而晉興。八王亂起，西晉又終；司馬睿又建東晉。 自公元220年至公元420年，歷時200年整，這一段時間便謂之「魏晉時代」。
曹魏曾經下過禁碑令，後來晉代也曾重申，因此這一時期碑刻數量銳減。但也不是絕無。由於社會動蕩不安，漢以來「獨尊儒術」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變化節奏加劇，以書傳言、交流思想頻繁起來；加上士族文人以書法互相標榜，所以書法獲得較大進展。
篆書仍有用場，隸書仍為通用的代表文字，然而由於禁碑令的限制，應用上不如以前廣泛，故大多數篆、隸作品已漸致澆漓，呈現出強弩之末的頹勢。但也出現了像《天發神讖〔趁〕碑》這種融鑄篆隸、風格奇崛的作品。
楷書的發展，已是歷史的必然。在隸書的原型上，融進一些簡書、草書的筆法，加以凈化、規範化，便是楷書的模型。楷書的萌生雖開始於漢末，但正式的成型則在魏晉時期。鍾繇〔you由〕(公元151—230年)在楷書的形成中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書法家，他的《宣示表》、《力命表》雖都是小楷，但足以代表當時的楷書。
利於簡札應用和展示風致的行草書，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草書領域，一方面對漢時的章草作了規範的整理，一方面在書寫實踐中增益揮灑的意趣，因而大大加強了「草」的飛動馳騁之勢。衛瓘〔guan貫〕、陸機等人的草書雖仍屬章草，但已極大地向今草靠近了。
把今草更向前推進一步的是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他曾拜過右軍將軍，故稱「王右軍」，因他在書法藝術上貢獻巨大，世人尊為「書聖」。他的《十七帖》為今草中以「簡約」為法的典範，展示了他高超的藝術才能。
當然，王羲之的更大貢獻是把行書推到了成熟的高峰。
羲之的兒子獻之，在他父親的藝術創建中，曾提出了權衡抉擇的明智的敦促意見，而且他自己的藝術實踐也有很高的成就。所以，每提到行草書，必然提到他們父子，世稱「二王」。不僅是晉代書法的典範，而且也成為歷史上行草書的極則。
他們傳世的墨跡都是稀世之寶，儘管它們的真贗〔yan 雁〕還有待進一步證實，但在書史上還沒有發現可以偽作出那些作品的書家。他們的名作極多，《喪亂》可為行書的典型。
在歷史上，凡是藝術達到高峰的時代，理論也必有相應的高度。這正表明書法藝術家們的成就正是一種自覺追求的結果。魏晉時代在行、草書上的成熟，與當時理論的高度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