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墨 第二節 墨的發展

墨在漢代,製作上已有了較大進步,制墨業已初具規模,出現了許多名墨產地與制墨名匠。在名墨產地中,最著名的是隃〔yu於〕麋地區(今陝西省千陽縣一帶),元代伊世珍所撰的《琅環記》中說:「漢人有墨,名隃墨。」宋代晁貫之《墨經》說:「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終南山又稱南山,古代常代指秦嶺山脈。《詩經》上說:「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可見這一帶自古就生長茂密的松林。由於樹齡古老,枝條中油脂含量高,極適於燒煙制墨,因此當時隃麋地區一帶成為名墨產區是很自然的。除隃麋地區產墨外,延州(今陝西省延安市)等地也都產墨。

隃麋地區所產之墨,因原料上乘,製作精良,當時已成為墨中佳品。《漢官儀》中有「尚書令、仆、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的記載。又據《文房四譜》上說:漢代「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這些說明了在漢代隃麋地區所產之墨,已經成為官府部門行政辦事的必用物品,甚至還作為皇家的賞賜品。從記載上,我們還可以知道當時的墨已有了大枚、小枚的區分,並已出現了添加香料的高檔墨。由於隃麋古時產墨,又最著名,因此「隃麋」也就成為墨的別名。後世制墨者,也多以「古隃麋」為墨名,以誇墨之名貴。

隨著制墨業的發展,當時也出現了一些名墨工,如明代麻三衡所著的《墨志》上,就記載有田真等人。

漢代人工墨雖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生產規模不大,天然墨(主要是石墨)仍占較大比例。《文房四譜》上記載:「陸士龍與兄曰:一日上三台,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陸士龍即陸雲,其兄為陸機,字士衡,二人同為西晉文學家,時稱「二陸」。文中的「三台」是指漢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即文中「曹公」)在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所建的銅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並在冰井台藏儲大量石墨。北魏地理學家酈〔li麗〕道元在《水經注》上對此更有詳細記載:「鄴都銅雀台北曰冰井台,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

以上記載說明當時「可書」的石墨還在大量儲存與使用。再有,從陸雲送其兄陸機的石墨為「二螺」看,當時「螺」是墨的一種單位名稱。唐代段公路所著《北戶錄》也記載有「南朝以墨為螺」。所以稱為「螺」,可能是由於墨為螺狀。歷史上墨的單位名稱也是多種多樣,並不統一,有時也是交錯並用。如上面已提到的就有丸、枚、螺等,歷史上還出現過量、笏、挺、錠、塊等。

關於漢代墨的實物,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已有多次發現。1957年在一座漢墓中,曾出土有墨,「……成饅首形……手捏製作……」。1964年河南省陝縣的漢墓中,出土了五塊墨,出土時這些墨分別和削(書刀)、石板硯等文具放在一起。1973年在山西省渾源縣的漢墓中,發現一塊長2.5厘米的較完整的半圓錐形墨丸,這是出土的西漢墨丸中較大的一塊。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市的一座漢墓中,也發現有五塊碎墨。1983年在廣東省廣州市一座漢墓里,出土一些墨丸,每個直徑為0.81—1.24厘米,均為圓餅形,看來是將糊狀原料滴聚而成,墨丸質地細膩。這種墨丸不能執握,仍需用研石研磨。

人工墨的最初形狀是粉狀,使用時加以調和。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上說:「墨書墨也,從土從黑。」說明早期墨是土粉狀的。隨著製作與使用上的變化,墨形也有所改變。前面說了,秦墨和漢墨已有丸狀、螺狀,需用研石壓磨,但有的漢墓中又有兩頭尖細、中間略粗、「握子」形狀的墨出土。其表面尚有以手摶〔tuan團〕攥〔zuan鑽〕的痕迹。這種墨可執握研磨,便於使用。這說明已開始出現直接研磨的墨。在一段時間裡,使用研石與直接執握研磨兩種形式同時並存,重疊出現,以後,研石才逐漸消失。隨著歷史的發展,墨形越來越豐富多彩,更加多樣化與藝術化,明清時達到極致,如明代程君房、方於魯等,所制之墨形制高達數百種之多,關於這些,後面還會說到。

在我國制墨史上,漢代是一個轉折時期。這時期松煙墨大量出現,為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制墨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前面說了,「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墨經》又說:「松煙之制尚矣」,說明松煙墨在漢代已經廣泛使用。稍後的魏曹植也有詩曰:「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松煙所制之墨,色黑,質細,易磨,在「油煙」墨出現之前,松煙是我國人工制墨的主要原料。

前面介紹過的三國時代的韋誕,他不僅是制筆名手,同時也是制墨專家。元代文學家陸友的《墨史》上說:「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誕題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wan丸〕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這是說,當時皇帝命韋誕題寫榜額,但宮中所供筆墨,他認為都不合用。他說書法家蔡邕是沒有好的「紙」就「不妄下筆」。韋誕也是認為要寫好字,必須有好的筆墨。他說以張芝制的筆,左伯造的紙,以及他自己制的墨,方可寫出好字。韋誕所制之墨質量的確非常好,《墨史》上又說:「肖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仲將是韋誕的字。

韋誕不僅善制筆墨,而且還能將他自己的制墨心得與前人制墨經驗,總結成理論與方法。前面我們介紹了他的制筆理論總結——《筆方》,現在我們介紹他總結的制墨方法——《合墨法》。

韋誕的「合墨法」在《齊民要術》中有詳細的記載,《文房四譜》也有轉錄。《合墨法》的內容大致如下:先要純凈的煙子,將其搗好,再用細絹在缸里篩,篩掉草屑和細砂、塵土等。因松煙極輕極細,不能敞著篩,以免飛散掉。每一斤墨煙,用五兩最好的膠,浸在梣〔塵〕皮汁裡面。梣皮是江南的「樊雞木」的樹皮,這樹皮浸的水有綠顏色,可以稀釋膠,又可以使墨的顏色更好。可以加雞蛋白(去掉黃)五個。又可用真硃砂一兩,麝香一兩,另外整治、細篩,混合調勻。放到鐵臼里(寧可干而硬些,不可過分濕)要搗30000杵,杵數越多越好。合墨的時令,不要太暖太冷,太暖,會腐敗發臭;太冷,軟軟的難干,見風見太陽,都會粉碎。每錠重量不要超過三二兩。墨錠寧可做得小些,不要做得過大。韋誕最後說:「墨之大訣如此。」

韋誕的「合墨法」是古代制墨方法與技術的理論總結,確是制墨之「大訣」。「墨之大訣」的《合墨法》與「筆之大要」的《筆方》,同是中國「文房四寶」發展史與中國文化史上的寶貴歷史文獻。韋誕是中國文房四寶史上的重要制筆制墨理論家與工藝家。由於韋誕制墨有名,後世竟稱其為墨的發明者,尊其為制墨祖師。

晉時的書畫藝術有了很大的發展,與此相應,制墨業也有了很大發展。當時用墨已相當廣泛,就連人們往來饋〔kui潰〕贈、喪葬活動也大量用墨,以墨相贈、以墨隨葬已成為時尚。《文房四譜》上記載:「陶偘(即侃字)獻晉帝……墨20丸,皆極精妙。」近年來,在一些晉墓中就屢有墨物出土,如南京曾發掘有四座晉墓,墓中均有隨葬墨物。

關於晉墨實物,1974年在江西省南昌市的兩座晉墓中也有發現。其中在東湖區墓中出土的墨,長12.3厘米,粗端6厘米,細端3厘米,呈茄狀。根據研究,此形系因長期浸泡所致。有趣的是,墓中還出土有木方一件,上面記載有棺內的殉葬品名:「故書硯一枚,故筆一枚,故紙一百枚,故墨一丸。」真是「文房四寶」,樣樣俱全了。四件文具被殉葬在一起,說明至遲在晉代,人們已經明確認識到筆、墨、紙、硯四種文具是一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人們從事文化活動必備的四件文具與材料。

還值得說明的是,上述出土的木方,也是被浸泡在棺液之中,木方上的墨書字樣,雖然經1500多年之久,但仍然清晰可辨,這說明晉墨的質量極佳。晉墨質之高,我們還可從晉代陸機所寫的《平復帖》上看到,此帖已經歷1700多年,其墨色仍新,宛如初書。

《文房四譜》上轉錄《合墨法》時,已稱墨的單位為「挺」,「每挺重二兩」。上述晉墓中出土的墨,看來已具直長的「挺」形。但一般仍稱墨為「丸」。可能魏晉時期制墨方式兩種並存,有用手握捏制的原始軟劑墨;也有用簡單木模製成的塊狀素麵錠墨。以後墨形便開始逐步固定為「挺」、「錠」形式。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錠」式的常規墨形,看來自晉代起已逐漸形成了。常規墨的定型,在制墨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南北朝時期,我國北方的制墨業發展迅速。河北省易水流域盛產松木,《墨經》上就多次提到「易州之松」、「易水之松」。南齊書法家王僧虔的《筆意贊》上,曾提到「剡〔shan扇〕紙易墨」。「剡」指剡溪,即今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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