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處於奴隸制社會發展階段的蒙古民族在統一全國之後，面對著漢民族集中的中原大地，已經有上千年發展封建制度的歷史，經濟發達，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都處於領先地位。如何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進程，又能充分保持本民族的傳統優勢和特點，是元代統治者所面臨的十分迫切而又極其複雜的社會問題。加速封建化必須走「漢化」之路。推行「漢化」的文教方針正是由元代加速封建化的基本國策所決定，並為之服務的。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的奠基人。他對蒙古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做出了正確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清醒地認識到蒙古民族「武功迭興，文治多缺」正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面封建化程度不足的體現。
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首先表現在提倡尊孔崇儒。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自漢代以後就一直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尊孔崇儒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文化教育總方針的核心。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宣聖廟」，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並將在戰亂時「為人掠賣」的儒士「官贖為民」。接著又下令，「凡儒戶徭役，一切蠲〔juan捐〕免」。曾有儒生「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表現了元世祖對尊孔崇儒的積極態度。早在元太宗窩闊台執政時，曾任中書令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曾建議重用儒臣。公元1232年元軍攻克汴梁，耶律楚材「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箸等，使直譯九經，進講東宮。又舉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元史·耶律楚材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奏稱：「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太宗表示同意，「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等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慝〔te特〕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當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轉運使劉子振，都是漢人儒生，曾犯貪贓罪，太宗責問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耶律楚材回答說：「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太宗感到頗有道理，遂堅信不移。元世祖正是繼承太宗帝業，繼續推行「漢化」文教方針，進一步提倡尊孔崇儒，詔令各地修復或新建孔廟，令地方長官通過祭孔，進行儒家倫理道德教育，加強學校的恢複和建設，開展各種社會教化。
元代在尊孔崇儒的推動下，孔子的地位也急劇上升，至武宗朝竟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為歷代之極。
儒家經書在元代得到廣泛傳播。元世祖率先研讀儒家經典，並敕令從官禿忽思等人輯錄《毛詩》、《孟子》、《論語》等，供其學習之用。理學家的著作受到特別的重視，「四書」、「五經」、《孝經》、《小學》都成為士子必讀之書，並被列入科舉考試的程式之中，為理學的北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重用儒士是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的重要內容和措施，也是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的重要保證。
早在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時代，就曾網羅大批亡金的儒士大夫，如：耶律楚材、王楫、李藻、郭寶玉、李國昌、元好問、郝經、姚樞、楊惟中等，奠定了元代「漢化」文教方針的基礎，並在元代確立「漢化」文教方針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元世祖忽必烈進兵南宋時，楊惟中、姚樞隨軍，在湖北俘獲理學耆儒趙復，倍加優待，請他北上傳授程朱理學。北方的儒士大夫姚樞、劉因、許衡、竇默、郝經等人，都是通過趙復才得知理學的奧義，特別是許衡對於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大批儒士大夫在元代受到重用，有的從政，有的興學設教，更多的人則是潛心學問和從事著述，為元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在統治階級內部一直充滿著激烈的爭論和鬥爭。蒙古族的頑固貴族往往以「本朝舊俗，與漢法異」為由，反對「遵用漢法」，尤其反對重用儒士，更反對重用漢人、南人儒士。他們堅持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嚴格的民族歧視標準劃分親疏遠近。但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也是元代統一中國，鞏固其統治的必由之路。實現封建化，必須推行「漢化」，而推行「漢化」必然要遵孔崇儒，重用儒士。一大批儒士為元代的發展所做出的實際貢獻，也證明了重用儒士的意義，回擊了推行「漢化」的反對派，更堅定了統治者推行「漢化」的決心和信心。
元代的書院政策是服從和服務於元代的「漢化」文教方針的。因此，元代的書院政策是「漢化」文教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漢化」文教方針的具體體現和實際內容，也是「漢化」文教方針得以順利持續推行的制度保證。
元代書院政策的制定、確立和發展，經歷了一個由不自覺到比較自覺，由不成熟不穩定到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過程。大體上可以說，元代對書院採取了由注意保護到鼓勵發展，又由積極創辦到加強控制的政策。
元代初入中原時，對書院採取了注意保護的政策。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下令保護一切文化教育設施，規定：「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勿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罰。」當時主要是從政治上考慮，樹立「施仁發政」的形象，盡量緩解被佔領區軍民的反抗情緒，對儒士文人採取安撫懷柔之策，其目的在於表示「上答天意，下結民心」，「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這一措施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奠定了元代書院發展的基礎。
早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行中書省事楊惟中，跟隨皇子庫春征宋時，就注意收集大量宋儒所著經籍圖書送至燕京，並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名儒趙復講學其中。這是元代自建的第一所書院，也是中國北方地區設立書院的開端。但由於當時的主要精力仍在軍事征討，而且書院原多在南方，北方士人多不熟悉，所以反響不大。
隨著鞏固中原，統一江南的進展，文教建設日漸迫切。元代統治者對書院採取了積極創辦、鼓勵發展的政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明文規定：「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此後書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元代對書院採取積極創辦，鼓勵發展的政策，並非放任自流，而是逐步加強控制。一方面反映了元代統治者對書院的重視，加強管理，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書院講學自主靈活等特色的發揮。這是封建統治者難以克服的一個矛盾，鼓勵發展擔心失控造成威脅，加強管理又會管死，失去書院的特色。特別是在元代統治者內部對保護和鼓勵發展書院的政策充滿著矛盾和鬥爭，一部分官僚貴族不贊成保護和發展書院。據記載，著名學者許有壬之父去世後，門人弟子為紀念他，建東岡書院以為育才之地。南台監察御史木八剌沙吹毛求疵，百般刁難，極言書院不當立，並造浮辭，加以誣陷，許有壬被迫稱病歸里。書院當立不當立，仍然反映了對「漢化」方針的態度。鼓勵發展、加強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統治者內部矛盾鬥爭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