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首稱：
南宋書院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教育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藏書、祭祀、講學都受到充分的重視，並且形成了相應的制度，創設了較好的條件。
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同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是理學的奠基時期，北宋的書院也處於開創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的成熟時期，南宋的書院也進入相當完備的階段。南宋理學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與書院的發展密切相關。理學的學術文化思想成為南宋書院教育的基本內容，書院教育成為理學研究和傳播的主要基地。
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直到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才達到高潮。
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儒、佛、道長期鬥爭、融和的產物，書院教育也廣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講學的內容和形式。這在南宋書院教育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
第四，南宋印刷業的發達為書院的勃興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書院以藏書豐富為特徵。自學讀書是書院教學的一大特色。藏書是書院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書院教育的悠久的優良傳統。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
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張栻主講嶽麓書院，陸九淵講學於應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呂祖謙主講麗澤書院等。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造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面。
書院的藏書受到廣泛的重視。除請求朝廷御頒書籍外，還收藏友朋贈書，並遣人四處購書。專建藏書樓和書庫，委派專人掌管。不少書院著手自己編書、刊刻書籍。各書院差不多都成為當地一個藏書最豐富的場所，因此成為一個地區的文化教育中心。
南宋書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設施也漸趨完備，而且形成了較穩定的建築格局。一般書院多由祭祀設施、藏書樓、講堂、齋舍、生活設施五部分組成。講堂多達十餘間，齋舍百餘間，容納生徒和來訪者數百人。
南宋書院發展最快的時期是南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時代。據統計：宋代共有書院近700所，建於北宋的約140所，佔總數的20%左右，而建於南宋的有500餘所，佔總數的80%左右。在建於南宋的書院中理宗一朝佔50%以上，近300所。
南宋書院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分別為161所、24所、44所和27所 。這一方面是由於宋廷南遷，北方大地落入女真族金兵控制之下，漢民族南遷，漢民族文化中心隨之南移；另一方面，書院的發展受著名學者講學活動影響極大，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有眾多名師講學，是南宋理學家活動的主要地區和範圍，所建書院自然隨之增多。特別是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一批理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都在江南地區，遂使這些地區成為書院最發達之地。
隨著理學體系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制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然而也苦於回天無術，只好轉而支持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
南宋書院的勃興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一首稱：
書院的祭祀活動是一項特有的活動內容，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祭祀活動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
南宋書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朱熹為白鹿洞書院親手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條規，為書院制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宋書院的勃興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來，大概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官學的衰落是書院勃興的直接原因。慶曆以後北宋的統治者曾把發展教育的重點寄托在興辦官學上，然而三次興學運動均告失敗，所存者也僅有學校的形式，而無教育的實績。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學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
南宋書院的勃興發軔於朱熹於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復興白鹿洞書院，又於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復興嶽麓書院。自北宋初就名聞天下的兩大著名書院的相繼復興，對南宋書院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之後，各地爭相效法，紛紛建立書院，延聘名師碩儒，聚徒講學。二十幾年後，竟蔚然成風，書院得到迅速發展，呈鼎盛之勢。
正因為如此，朱熹等人才極興書院，許多人仿效朱熹之所為，大力提倡和創建書院。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如：朱熹曾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黃榦〔gan干〕(朱熹的得意弟子)去廬山訪友，曾應邀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朱熹曾赴嶽麓書院同張栻會講。名師在書院講學，聽講者不限本書院師生，外地士子也可前來聽講，如：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時，「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有的書院還曾實行高足弟子代講。如陸九淵在槐堂講學時，令弟子鄧約禮為齋長，有求見問學者，先令其從鄧問學；在應天山精舍講學時，又以從鄧約禮學習的傅子云代講。名師講學常把所講內容整理成講義，學生聽講也如實邊聽邊記。如：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學的「書堂講義」，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也有「麗澤講義」。學生的聽講筆記也常整理總匯起來，如：《朱子語類》140卷，就是輯錄朱熹99個弟子的多年聽講筆記而成的。後世教學中教師的講義和學生的聽課筆記大概就是由此沿襲而來的。南宋講學的優良傳統，到明代書院又有進一步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第二，科舉制度的腐敗是南宋書院勃興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學的衰落和科舉制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制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因此，南宋許多有志之士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制度的弊病著眼的。
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風光更別傳。
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
另一首稱：
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書趙汝愚在一份奏摺中指出：中興以來，朝廷建太學，行貢舉，造成「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學校中「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具文」(《《宋史·選舉志》)。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圖書的大量刊印，有利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