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統治者經過50餘年的努力，政權基本得以鞏固，社會比較穩定，經濟得到初步恢複和發展，為文教事業的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條件，也對文教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已經有可能也有必要對文教建設的方針做出某種調整。
北宋文教建設方針的調整對書院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初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興文教，抑武事」被確定為基本國策。
強化科舉考試製度，提倡「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既為朝廷吸收社會人士，擴大統治基礎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又為貧寒的社會下層文人提供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機會。宋真宗有一首「勸學詩」很有代表性，詩稱：
宋初不斷擴大科舉登第名額。唐代科舉每舉不過10餘人，最多不過二三十人。宋初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原只取進士八名。宋太祖趙匡胤見未及第者眾多，決定將諸科十五舉以上終場者106人，「並賜出身」，使登第名額猛增十餘倍。開寶六年(公元973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淮等11人。太祖嫌取額太少，極不高興，遂親自在講武殿複試落第舉人，取諸科96人，皆賜及弟，為宋代皇帝親自殿試開一先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趙光義親御講武殿複試，取進士190人，諸科107人，十五舉以上終場者184人賜及第，總額為500人，為科舉考試以來所未有。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真宗趙恆親試，共取各科登第者1800人。宋太宗趙光義當了22年皇帝，共取4500餘人。宋仁宗趙禎共有13次舉貢，登第者達14000餘人，每舉都在千人以上。
慶曆興學的重點在於使應科舉者先受相當的官學教育。規定所有參加科舉考試者，必須在官學讀書三百日，曾經應試的士子也必須在官學讀書百日。不入官學者不得應舉。
為了貫徹「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在文教建設上重點實施兩項方針和措施。一是強化科舉考試製度；二是鼓勵和支持民間或私人辦學。
朝廷儘管三令五申，社會風氣終難扭轉，科舉之弊，愈演愈烈。統治者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背道而馳，不得不設法尋求擺脫困境的出路，對文教建設的方針和工作重點重新審視，理順培養人才與選用人才的關係。有識之士更感憂慮，強烈要求調整文教建設的方針和工作重點，探討發展文教事業新措施成為朝野內外普遍關心的問題。
宋初統治者積極鼓勵和支持民間或私人辦學，使書院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和條件。但民間或私人辦學畢竟力量有限。儘管創辦了一批書院，但限於種種條件數量難以增加，規模也難以擴大。全國書院最多不過二三十所，每所書院生徒最多不過百餘人。實難滿足讀書求學的要求，也難滿足朝廷的人才需求。造成了人才需要、讀書要求與人才培養場所和條件不足的尖銳矛盾。而且民間或私人辦學的教學內容、培養目標、教學的方法隨意性很大，難於統一，也不利於人才培養。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出門莫愁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北宋文教建設方針的調整，集中體現在改革和興建各級官學。所以三次相繼發動的興學運動，實際是興辦官學的運動。
北宋第一次興學，是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由參知政事范仲淹主持的。
范仲淹對於當時科舉考試，朝廷或官府只管設立科目，以考試選人，而不在選考之先培養教育人，早有不同意見，曾多次上書陳述，對重科舉不興學校提出批評意見。
范仲淹的建議，得到宋仁宗的支持，於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三月下詔各州縣設立學校，並由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遇有不足再聘請鄉里宿儒有道業者充任。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他近20年的宿願才得到實現的機會。他任職後的第一個建議就是《上十事札》，十件事中的第三件就是「請精科舉」，接著就建議興學校。
宋初強化科舉調動了讀書士人的積極性，促進了讀書風氣的興盛，也確實解決了大部分用人之急需。然而取額過多過濫，讀書士子為逐功名，埋頭讀經，不務實學，且作弊流行，毒化了社會風氣，難得有用之才。就連宋初的最高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科舉弊端叢生。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曾下詔書，指出：「貢舉之門，因循為弊，躁競斯甚，繆濫益彰……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精考試，無容濫進，用革澆風。」(《宋史·真宗紀》)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宋仁宗又下詔書，指出：「學猶殖也，不殖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以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裡間，而進不得予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niu扭〕於寬恩，遂墜素業，頹弛苟簡，浸以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焉。」(《宋史·仁宗紀》)就是說，朝廷本來擔心科舉名額過少，屢不中舉，無以顯身，所以擴大名額，為這些人增加進身的機會，結果卻助長了苟且僥倖的惡習。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發展官學。而熙寧、元豐年間的太學、各類專門學和地方各級官學也確實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發展。特別是大膽實施太學「三舍法」，將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並軌，這一大膽的嘗試，其成功與失敗都值得總結。
興學運動取得明顯成效，朝廷和官府重視興辦官學，讀書士子增強了入官學讀書的積極性，官學得到發展。據記載，興學不久，國子監生員由70人增至300人，講官博十也增十餘人。各講官分經教授，中央官學得以擴充和改進。為了滿足生員不斷增多的需要，又擴充國子監房舍，還把錫慶院撥給國子監做講殿。地方官學也得到迅速發展。著名學者和教育家胡瑗正是在慶曆興學運動時期先後任教蘇州州學和湖州州學達20餘年，並創立了聞名於世的「蘇湖教法」。仁宗皇祐(公元1049—1054年)末，更召胡瑗入京為國子監直講，將地方官學的先進教學經驗引入中央官學，「蘇湖教法」運用於國子監教學。胡瑗主持國子監後，四方學子不遠千里，雲集受業。
然而不久，由於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化，范仲淹在鬥爭中失敗，並以朋黨之嫌，被斥離職，更由於興辦官學，經費大量增加，而朝廷財政支絀，難於維持興學費用。於是，原來反對興學，反對改革科舉的輿論又如沉渣泛起，「言初令不便者甚眾」。宋仁宗迫於這種壓力，遂下詔說：「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今悉罷。」入學日限被取消，錫慶院也重新收回。地方官學雖未明令取消，但有些地方官吏只為貪圖崇儒之名，敷衍應付，地方官學多流於虛設。更有些地方官吏借興學科斂民財，敗壞了官學聲譽。讀書士子入官學求升遷的願望難以實現，竟有人把入官學視作混飯吃的場所。
第一次興學運動就這樣，宣告失敗了。
北宋第二次興學，是在熙寧(公元1068—1077年)和元豐(公元1078—1085年)年間，王安石執政時發起的。
王安石親眼看到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國力衰竭，人才不濟。遂產生了教育興邦、人才救國的思想，立志改革科舉，興辦官學，培養有用人才。他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范仲淹興學失敗的前夕，寫了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認為，天下之亂在於不知法度，而欲求革新，又苦於人才不足，而欲得人才必須使陶冶得其道。他詳細論證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一整套辦法。他提出：教之之道，在於擇材而教，教以實用之學，反對單純講說章句和課試文章；養之之道，在於「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在於改革科舉，反對以詩賦、文辭取士，而代之以考試經義；任之之道，在於反對只問身世，不論其德，只講資格，不察其才的做法，主張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關鍵是改科舉，興學校。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參知政事，即著手實現他的主張，變風俗，立法度，改科舉，興學校。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創立太學「三舍法」，將太學生增至1000人。「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內舍、外舍和上舍。外捨生700人，每年年終考試，成績優良的升入內舍；內捨生200人，每二年升級一次，入上舍就讀；上捨生100人，學行成績優良者可直接授官。實際上是用太學升舍的辦法代替了科舉考試，將育人的學校與選人的科舉歸於一途。太學的規模也加以擴大，在錫慶院和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所，增設太學直講十人，每二人共講一經。
崇寧興學，在中央官學基本上仍沿襲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