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的產生和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有密切的聯繫。
唐末五代數十年間，戰亂不止，社會不寧，經濟蕭條，文教衰落，讀書士子無由顯身，多數人窮居草野，隱居讀書講學，於是私學暗興，書院教育應運而生。
宋既統 一海內，戰亂漸平，民生安定，文風日起，讀書士子紛紛要求讀書就學，國家也需要大批治術人才。但是，在宋初，朝廷還來不及興學設教，無暇顧及文教事業，也沒有充足的財政實力發展教育事業。 書院教育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發展。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說：「是時末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就是說，宋初州縣等地方官學尚未設立，包括書院在內的民間或私人創辦的鄉黨之學率先得到發展。
袁燮在《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中也說：「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穎二州有之，余無聞矣！」(《絜齋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叢書集成》)說明宋初地方官學除兗州、穎州一帶之外，大部分地區均未曾設立，學者大都集中在書院聚徒講學，並且卓有成就。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說得更為明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說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學；「擇勝地，立精舍」正是創建書院講學。就是說，唐末五代至宋初，由於官學未興，讀書士子無處就學讀書，大批學者自創書院講學，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願望和要求，並且得到官府的褒獎和讚許。
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呂東萊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這裡的「國初」正是指宋初。同時也說明，宋初剛剛擺脫了戰亂之禍，學子就學讀書之風日盛，但學校尚未及設立，於是學者在山林閑曠之地，自建書院，聚徒講學。
宋初書院的興起，一方面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急切需要和緊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幫助統治者解決了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因此，一批由民間或私人創建的書院便興盛起來，官方因勢利導，給予大力支持、資助和褒獎，進一步推動了書院教育的發展，形成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書院。
宋初的著名書院有哪幾所，歷史上說法不一。綜合各家之說，結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分別介紹如下。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時為學者自建的讀書講學之地。
唐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洛陽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廬山讀書，曾馴養 一隻白鹿，日夜相隨相伴。寶曆年間(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出資在廬山他讀過書的地方，建築台榭，名其地為白鹿洞。南唐昇元年間(公元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學館，置田產，供各方來學者讀書之用。國子監九經教授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當時稱廬山國學。
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見廬山國學各方來學者日多，奏請朝廷賜國子監印本「九經」，供士子肄習。皇帝下詔，同意周述的請求，驛送印本「九經」，賜給白鹿洞。此時，廬山國學改名為白鹿國庠，並派明起為洞主，學徒達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明起離去後，「白鹿洞由是漸廢」。
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經重加修繕，並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館孫冕因患病，請求退休辭官，歸白鹿洞養老，獲得朝廷恩准。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孫冕的兒子禮部郎中孫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間，供子弟居住和讀書，並接待各地來學的士子，供給膳食，遂定名為白鹿洞書堂。當時曾知南康軍的郭祥正撰《白鹿洞書堂記》一篇，詳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禮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學者，亦給其食。」
白鹿洞書院從唐末私人自建的讀書之處，發展為聚徒講學之所，代表了古代書院教育早期的典型歷程。私人創辦，又得到朝廷恩准認可，賜給國子監印本「九經」，自建房屋，自置田產，自備圖書，供四方之士食宿讀書，也是古代書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形式。所以，白鹿洞書院一直被視為中國古代書院的典型。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隱居讀書或任教講學的學者先後有唐末的顏翊〔yi義〕，五代時的李善道、朱弼、陳貺〔kuang況〕，宋初的明起、劉渙、陳舜俞、陳瓘〔guan冠〕等。據稱：顏翊率弟子30餘人，授經於白鹿洞，達30年之久。李善道任洞主時，白鹿洞生徒百餘人，皆為時望名流。朱弼任助教，學生質疑問難，其剖析周詳，頗得眾望。馬令在《南唐書》中詳細記載了朱弼在白鹿洞講學的情景：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年間，赴金陵應試，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當時廬山國學的生徒中，有盧絳、諸葛濤、蒯鰲等一夥無賴之徒，不守禮法，經常飲酒賭博，打架鬥毆，橫行霸道。學官多不敢管束，任其胡作非為。及朱弼任教，威嚴以待，謹持禮法，整頓風紀。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難疑，問辯蜂起。朱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連綴，宛若早有準備，胸有成竹。於是諸生誠服，皆循規矩，教學秩序井然，風氣改觀。盧絳等無賴之徒見勢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紛然而至。
這是有關白鹿洞書院，也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初期教學活動最早最詳盡的記錄，顯示了書院教學某些最基本的特徵。如：重視學生自學讀書，師生質疑問難，解說論辯；紀律嚴明，禮法威重，風氣井然。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書院就學者達數百人，可考者如：
伍喬，廬州人，在廬山國學就讀數年，苦節自勵，於《易》探索精微，頗有成就。
江為，陳貺的弟子，在白鹿洞讀書20餘年。
楊徽之，讀書於白鹿洞，長於《詩》。
劉式於南唐時在白鹿洞讀書，曾手抄《孟子》、《管子》等書。據說這些書是當時白鹿洞教學中的日課。
劉元亨在白鹿洞讀書時，博學貫經史，百餘學生都像對老師那樣尊敬他。
從這些資料中也可以窺見書院教學的某些特點，如：教學內容比較靈活多樣，學生各有專長，師生關係比較和諧融洽。
嶽麓書院在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市)西嶽麓山抱黃洞下。
嶽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隱居讀書的地方。馬燧曾在嶽麓山左坪輿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書堂，因藏有沈傳師、裴休的筆札和宋之問、杜甫的篇章，故稱「四絕堂」。因有藏書供人研讀，故後人有稱其為「道林書院」者。
嶽麓山在唐代也是一處佛教活動的聖地。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也以道林為名。五代時，馬殷曾加重建，僧眾達300餘人。道林精舍竟為道林寺所並。宋人曾賦詩一首，深表嘆惜：
此是前朝古書院，而今創作梵王冢。
我來登眺不勝慨，獨依東風數落花。
儒佛之間在唐末五代有鬥爭，也有融和之勢，佛僧中也有人關心和仰慕儒家文化。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嶽麓書院副山長的歐陽守道，曾寫過一篇文章《贈了敬序》(《巽齋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述及其從古碑中發現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購書興學的記載。
往年余長嶽麓，山中碑十餘。尋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開元中為寺僧撰，其一記國初建書院志撰者名。碑言：書院乃寺也。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凡所營度，多出其手。時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其後版圖入職方，而書院因襲增拓至今。
歐陽守道認為二僧慕儒者之道，建屋購書，供士子居住研讀，奠定了嶽麓書院的初步基礎，二僧之功不應埋沒。後世儒者多囿於儒佛之爭的偏見，恥談書院前身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實，有失公允。指出：
予讀此，甚善二僧之用心與予同。讀者乃笑之，若謂此碑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諸書院，經近世諸大賢主張扶植，必推本其初，為何人所居，出何時之意，後雖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沒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於彼時，同時有位與力過二僧者何限！彼不為此舉，而此為之，豈不可大嘉哉！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