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書院概說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書院之名始於唐中葉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官方設立的麗正書院和集賢殿書院,其職責為收集整理、校勘修訂圖書,供朝廷諮詢,兼作皇帝侍讀、侍講,類似宮廷圖書館。唐末五代,讀書士子多隱居避亂讀書山林,後發展為聚書授徒講學,常以書院命名讀書講學之地,遂演化為一種教育組織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頗有影響的著名書院,如:白鹿洞、嶽麓、嵩陽、應天府、石鼓、茅山等書院。南宋時期更吸收、借鑒佛教禪林講學的制度,使書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經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隨著整個封建教育制度的衰敗,近代新式學堂的誕生,古代書院才逐步改為學堂。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餘年,成為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書院一般是以私人創辦或主持為主的,也有家族、民間出資籌辦的,多數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勵和資助,或賜名、賜匾額、賜書;或賜銀、撥田產,成為私辦官助、民辦公助的辦學興教的形式。

大多數書院是由名師大儒聚徒講學發展而成的。主辦者或主持人以書院為基地,研究或傳布自己學術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書院也以著名學者的學術成果為主要教育內容。書院生徒多是慕名師來學,並將從師學習與個人學術志趣緊密結合,邊讀書、邊學習、邊研究。這就形成學術研究與讀書講學融為一體、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獨特教學方式和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的師生多以醉心學術、潛心修鍊心性為目標,因此多數書院反對科舉,反對追逐名利,師生多數厭惡科舉、淡泊仕途,隱居山林勝地,超然觀世事,冷言論朝政,以清高脫俗、持志守節相標榜。經常與當權執政者的現行政策和直接利益發生矛盾。如南宋的朱熹書院講授程朱理學,曾被列為「偽學」、「禁黨」,明中葉王陽明在書院傳授陸王心學,也被視為「異端邪說」;明末顧憲成、高攀龍在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更被定為「東林黨案」,東林書院遭禁毀,並殃及全國書院。正因為如此,元代和清代,都曾對書院加強控制,使書院官學化,納入科舉考試的軌道,使之與官學一樣,變成科舉考試的附庸。

書院與各級官學既有互補的關係,又有異趣相峙的抗衡關係。 一般說來,官學不興,書院勃興,彌補了官學數量不足。特別是朝廷無暇顧及興學設教,無力興辦官學,往往鼓勵、支持書院發展,書院成為滿足士子讀書要求,保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 一旦朝廷有可能集中精力發展官學,書院便被冷落。在千餘年書院發展歷程中,多次出現官學盛書院衰、書院興官學敗的交替互補的勢態。由於官學更多地受到科舉考試製度的支配和控制,務虛文、逐名利,造成官學弊端叢生,教學全無「德行道藝之實」,書院往往起而糾官學之偏、革官學之弊。官學與書院呈現出異趣相峙、並列抗衡的局面。

從總體上看,官學的課程和教學比較冗繁呆板,過於程式化,而書院的課程和教學比較簡約靈活,師生有較多的主動性和自由度。毛澤東早年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曾借鑒古代書院的辦學傳統,肯定書院課程簡約、教學靈活,師生共同研討,悠然自得,師生感情融洽,遠優於官學。

書院基本屬於私學性質,但它不同於一般的私塾、社學、義學。可以說,書院是一種高級形態的私學。書院的教學是以學術研究為主的,多數書院往往都是某一學派的活動中心或研究基地。書院既是學校,又是研究機構,同時還是一個學術團體。而一般私塾、社學、義學等多數是啟蒙教育的性質,主要是識字、日用常識、基本倫理、行為規範的灌輸和訓練、應試備考的初步準備。在古代私學系統中,可以認為,一般私塾、社學、義學屬初等教育或基礎教育範疇,而書院基本上屬於高等教育範疇。當然,有的時期,書院設置十分普及,有些書院也承擔部分初等教育的職能,特別是一些家族式書院,即使如此,書院也與私塾、社學、義學有明顯區別。

講學和學術研究是書院主要的活動內容。講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成為書院教育的突出特點,結合的方式靈活多樣。通常由書院主持者主講,每講立一主題,稱為明立宗旨,講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邊聽講,邊質疑問難,形成討論式教學。有時書院延聘不同學派的名師來書院講學,書院師生共同聽講,開展論辯,探究不同學派之異同。如:朱熹曾邀陸九淵至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種講學方式,發展成一種「會講」制度,實際把書院講學變成不同學派之間開展學術爭鳴論辯的研討會。如:朱熹與張栻〔shi市〕在嶽麓書院曾有「朱張會講」。這種講學方式,更進一步發展成「講會」制度,各書院輪流主辦,邀集其他書院師生共同講論,當地官員、士紳、民眾均可自由前來聽講,從而擴展為以書院為中心的地區性學術講習活動,並且訂立了完整的「講會規約」,有的範圍波及數郡縣,聽講者達一兩千人。如:明代紫陽書院講會,訂有「紫陽會約」,東林書院講會,訂有「東林會約」等。這種方式,在南宋和明中葉十分普遍,幾乎成為書院講學的主要方式,對文化教育、學術思想、世俗民風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書院的另一項重要的活動內容是開展祭祀活動。書院的祭祀同宗教祭祀或祖先祭祀有著重要區別。書院的祭祀活動著眼於教育功能,多數除祭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著重祭祀本學派的創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時祭祀對本書院創辦和發展做出貢獻的人士。宣揚他們的事迹,牢記他們的學術旨趣,懷念他們的功德,為師生樹立仰慕和仿效的典範,成為進行學派學術淵源和書院奮鬥歷程教育的好形式,形象具體生動,效果極佳。

搜集、收藏圖書也是書院的一項重要活動內容。書院顧名思義,以藏書豐富著稱於世,每個書院都成為當地藏書最豐富齊備的場所,許多書院專建藏書樓、藏書閣或書庫,成為書院建築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書院的藏書活動既為書院教學和研究準備了充足的資料,又為當地士民、鄉紳查閱、諮詢提供了方便。不少書院還自行刊刻圖書,書院主持者或主講人的講義和研究成果、書院生徒的聽講筆記、讀書日記,經過整理,刊刻成書,既保留了教學科研的成果,又擴大了社會影響。現今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書、珍本書中,就有不少是「書院本」。這種將圖書館、學校教育、研究機構集於一體的獨特組織形式,對後世頗有啟迪之效。

書院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已不復存在了,然而書院優良傳統仍有極強的生命力。近代致力於教育改革、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經常熱心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從中吸取營養,尋找借鑒。近年更有創辦新式書院的嘗試。人們也許可以看到,書院這種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組織形式,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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