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因素之外，軍事因素也對政區的分划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一則因為軍事行動直接與政治目的相關，二則由於國防治安方面的特殊需要。在軍事因素的作用下，政區的幅員、形狀、邊界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表現。我們在前面各章中已經提到如秦代邊縣與邊郡的密集，漢代邊郡的橫向布置，北宋安撫司路幅員較小，數目較多等現象。這裡再舉兩個例子說明軍事行動和軍事征服以後，政區的劃分往往與軍事行動過程和軍事區域密切相關。
今天湖南省包括湘、資、沅、澧四水流域，但在宋代，湖南只有湘、資兩水的範圍，澧水和沅水流域卻屬荊湖北路所有，因此湖北向南伸出一塊舌狀地區，插入荊湖南路與夔州路之間，直至與廣西為鄰(參見圖6)。這種狀態的產生就是軍事行動的直接後果。
湘西地區雖然在唐代已置州縣，但統治並不深入，許多地方處於羈縻狀態。宋代熙寧年間在北方對外用兵，在南方也派兵深入湘西的南北江蠻地區，打算將其改造為正式政區。負責這次行動的是後來位居宰輔的章惇，他以荊湖北路為基地，溯沅江而上，用「三路兵平懿、洽、鼎三州」，於是湘西正式入宋版圖，逐步改造為辰、沅、靖三州，歸荊湖北路所領，因此遂出現了宋代湖北領有洞庭湖以南地區的現象。
這樣一來，荊湖北路的形狀顯得很不規整，所以南宋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一度將荊湖南北路改為東西路，不過僅只一年，又恢複南北路原狀。元代大致沿襲宋代成規，湖廣行省屬下的湖南道宣慰司亦不領轄沅、澧流域。直到清代湖廣分為湖北、湖南兩省時，湘西地區才歸湖南所屬。
在第五章中已經提到元初行省的區劃是戰時臨時體制的反映，也是軍事征服過程的直接產物，現在我們稍微詳細點來分析一下行省和軍事行動的關係。
蒙古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轄今陝西、四川以及甘肅部分地。這個幅員遼闊，跨越秦嶺南北的大行省正是由於從北向南和自東至西的軍事征服過程所造成。縮小點範圍講，今陝西秦嶺南北地區是在同一次軍事行動中被佔領的。公元1230年末，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率軍侵入金朝的陝西，第二年越秦嶺，入宋境，逾大散關，破鳳州，屠洋州，圍興元(今漢中市)；分兵西進，入沔州，沿嘉陵江而南，至西水縣(今四川閬中西)而還，主力留興元、洋州間。於是關中和漢中同時入蒙古軍隊之手。這就是今天陝西領有秦嶺南北之地的起因。
五年以後，蒙古軍隊以陝西為根據地又大舉南下，入成都，旋棄去；又過五年(公元1241年)，蒙古軍隊達海部汪世顯再度入蜀，陷成都，隨後佔領四川其他地方。與首次入成都同時，蒙古軍又從陝西西向，招降金朝之秦、鞏諸州。所以後來建立行中書省之時就把陝西、四川組成秦蜀行省(即陝西四川行省)。
元初南方的湖廣、江西、江淮、福建四行省的區劃也是由於元軍平宋的進軍路線與時間先後來劃定的。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6月，元世祖下詔全面攻宋，以丞相伯顏為統帥，行中書省事。9月，伯顏從湖北襄陽出兵，大舉南進。12月，元朝大軍抵達漢口。第二年兵分三路：丞相伯顏率諸將直趨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左丞阿里海牙徑直南下取湖南，蒙古萬戶宋都帶等人行都元帥府取江西。
伯顏所率元軍主力自至元十二年2月開始，次安慶府，下太平州、和州，入建康府(今南京)、寧國府(今宣城)，宋江東路全部歸元，隨後又由建康下常州，降平江府(今蘇州)。至元十三年正月入嘉興府，軍次皋亭山，於是宋室投降，元軍入臨安。2月，兩浙路大部歸元。後來的江淮行省即以此次軍事行動所征服的淮南東、西路，江東路和兩浙路設置。宋室投降後，部分大臣擁帝罡入海，伯顏於是又遣人往泉州策反蒲壽庚兄弟降元。至元十四年，宋福建路入元，以之置福建行省。
攻湖南的一路於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3月敗宋兵於荊江口，岳州(今岳陽)降元，接著，宋京湖制置使等以湖北首府江陵降元，並為元軍招撫兩湖。10月，元軍攻湖南首府潭州(今長沙)，翌年春，潭州破，湖南諸州聞風而降。隨後元軍越南嶺入廣西，陷首府靜江府(今桂林)，阿里海牙於是分兵取廣西各地。第四年，廣南西路全部「歸附」。後來所建湖廣行省即以宋荊湖南北路及廣南西路組成，北從淮水之源南至海南島，南北縱向長度1600公里以上。
攻江西的一路，在至元十二年11月軍次隆興府(今南昌)，宋江西轉運使降。行都元帥府檄諭江西諸府歸附，江西路遂屬於元。翌年6月，行都元帥府準備進軍廣東，但受宋兵阻撓而要求增援，在一度反覆之後，第四年正月知循州劉興以城降，隨之又破梅州，至9月，廣南東路諸州皆「內附」，江西廣東一線戰事結束。後來的江西行省即合併宋江西路和廣東路而成，北從長江，南至海濱，呈一狹長形。
另外，早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就從四川宜賓出發，分兵三路，越大渡河，以革囊渡金沙江破大理，平定雲南。忽必烈稱帝後，先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到至元十二年，即下詔攻宋的第二年，正式建雲南行中書省。
所以到元代天下大定以後的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全境共分為上述六個行省及中書省直轄的腹里七個部分。其時腹里的範圍極廣，包有淮水以北，山陝間黃河以東的廣大地域。很顯然，六個行省的區劃完全是軍事行動的直接後果(同時各行省的首府也是軍事行動的指揮中心)。這種戰時體制並不能適應和平時期的行政管理需要，所以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這個體制就逐步得到調整。
首先是四川行省從秦蜀行省中分離出來，這是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的事，四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作為單一的高層政區出現。但是這時的四川與宋代川陝四路的範圍有所不同，漢中盆地由於與秦嶺以北地區同時入於蒙古之手，所以已和陝西牢牢結合在一起，不再屬於四川，以至於今。
其次是組建新省，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將中書省黃河以南地區及湖廣行省與江淮行省的長江以北地區劃為河南江北行省。而後江淮行省改名江浙行省，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罷福建行省入江浙行省。於是元初的六個行省到元代中期調整為七個行省。
另外，在東北又置遼陽行省，在西北又建甘肅行省，在外蒙古以北又建嶺北行省，因此元代中期的行政區劃體系是中書省和十個行中書省並有的格局，大致進入比較合理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