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形便的意思就是以天然山川作為行政區劃的邊界，使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相一致。
山川形便的原則是最自然最直觀的原則，所謂「州郡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正是表明了山川對於政區的重要標誌作用。尤其在高山大川兩邊的地域，往往具有不同的地貌、氣候和土壤，形成不同類型的農業區，也形成不同的風俗習慣。古人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禮記·王制》中說：「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因此，採用山川形便的原則意味著政區的劃分是在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同一化的基礎上進行的。
高山大川除了造成地域上的差異外，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又成為文化傳播的天然障礙，因此以山川為界來劃分政區是世界各文明古國的通行原則。只有在近代形成的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才不顧山川之隔而以經緯度作為劃分州界、縣界的依據，使得大部分州縣界都是橫平豎直的幾何線條。但即使如此，以山川為界的原則依然沒有完全丟棄，美國東部13州的界限就是明證。
在我國，山川形便的原則是與邊界概念的形成同時出現的。春秋戰國時期，列國之間的邊界已以山川作為標誌。《左傳》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春秋中期，晉國大夫趙穿殺晉靈公，當時擔任正卿的趙盾，為了避免弒君的惡名而離開國都出走，表明自己不曾與聞其事，但是他「未出山而復」。於是晉國史官大書：「趙盾弒其君。」理由就是他既作為執政者，然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可見當時的晉國是以山為境的。以河為境的，如前面已經提到：「齊趙以大河為境」，戰國時期，齊、趙兩國不斷相互擴張領土，最終止於河水兩岸。
以山川為界是如此天然渾成，因此戰國時人在規劃全國統一以後分置九州時，就以高山大川作為分界的標誌，並託詞其為大禹所定，成就了《尚書·禹貢》這篇偉大的地理著作。秦始皇統一海內之後，分天下為36郡，也以山川作為政區劃界的基本依據。例如今山西省的邊界在秦代就已大致形成，其東、南、西三面以太行山和黃河為界，在秦時也恰是太原、河東和上黨郡的邊界。
漢代郡的幅員比秦代縮小許多，又因為後來分割蠶食王國領域的結果，使部分郡與山川界線不合，如西漢臨淮郡跨淮水兩岸，西河郡據黃河東西，這在秦代和漢初都是未曾有過的現象。當然南方的一些郡界也仍與山川相符，最典型的是豫章郡，幾乎與今江西省完全一致，三面以山、一面以江為界。東漢魏晉以後的郡國是在西漢的基礎上調整的，因此邊界也與山川大勢有相當程度的背離。不過兩漢魏晉的州界比起郡國邊界來，要符合山川界線一些。但是南北朝以後，州郡不斷分割，幅員直線下降，政區劃界已無一定之規。
隋代一革前朝之弊，不但簡化層級，省并州郡，而且郡界也多以山川形勢而定。如河東諸郡邊界又復與黃河、太行山相吻合，回到秦時的狀態，儘管郡的幅員比秦代小。
唐代開國以後，正式提出山川形便的原則。《新唐書·地理志》載：「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並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唐代州的幅員比隋代的郡要小，但州界也多與山川走向相一致。300多州分為10道，這10道又與自然地理區域相符合，這樣雙重的符合關係對後世影響很大。一方面，10道後來分成15道，到唐後期又演化為40多個方鎮，其中南方的一些方鎮奠定了今天皖、浙、閩、贛、湘、粵、桂等省的部分或全部邊界。另一方面，唐代的州界有許多延續下去，成為宋代的州(府)、元代的路和明清的府的邊界，長期穩定達數百上千年之久。
雖然實行山川形便的原則有經濟上的需要和文化方面的益處，但對中央集權制而言，卻有一個很大的弊病，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為邊界的政區，會成為一個完整的形勝之區、四塞之國，如果這個政區的幅員足夠大，而政區長官又有一定權力的話，就可能出現憑險割據的現象。東漢末年各地州牧的割據，以及接踵而來的三國鼎立，唐代後期的藩鎮割據，以及由此引起的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中，就有許多憑藉地險而長期獨霸一方的政權。
古代戰爭水平不高，崇山峻岭、長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因此，如嶺南山地，如四川盆地，如山西高原，都是地理條件極佳的割據區域。五經之一的《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這一思想在古來的政治家、軍事家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勸劉備佔據益州，其主導思想是：倘若劉備不能進而逐鹿中原，也可退而為一國之君。事實果然如此。蜀漢雖然既弱且小，但竟能與魏、吳鼎足三分，就是因為益州北有秦嶺作屏障，東有巫山之險阻，內有沃野千里的盆地，具備長期固守的條件。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千古絕唱，點明了四川盆地易守難攻的地理特徵，所以凡是在分裂時期或朝代更迭之際，這裡都要出現地區性的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已有公孫述在此稱帝，盤踞12年之久，成為後來蜀漢的榜樣。東晉十六國時期，這裡又建立過成漢國；到了殘唐五代，又先後有前蜀、後蜀兩個政權登上政治舞台。宋代以後，割據政權不再出現，但四川有利的地理形勢又成為元明之際的明玉珍、明清之際的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的根據地。
與四川盆地的凹地形相反，山西高原是凸地形，其西面和西南為滔滔大河所環繞，東面和東南被巍巍太行山所包圍，整個高原雄踞於華北大平原之上，也形成一個易守難攻的封閉的地理單元。因此在十六國時期，許多小王國建立或發祥於此，而後再擴張到其他地區。劉淵的前趙、石勒的後趙都是如此，後來的西燕國疆域更是除了西南一角外，幾乎與今山西省完全一致。五代十國時期，在山西建立的北漢國，是十國之中唯一位於北方的，儘管它就在北宋王朝的卧榻之旁，卻是北宋統一過程中最後一個被吞併的王國，除了有契丹在背後撐腰外，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嶺南地區在古代亦稱「負山險阻」。雖然南嶺山脈並不十分高峻，但由於遠離王朝統治中心，所以也容易造成割據的狀態。秦漢之際趙佗就在此建立南越國，延續百餘年之久。五代十國時期，南漢政權也在這裡維持了半個多世紀。
由於山川形便原則是促成地方割據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從秦代開始，統治者便有意識地採用犬牙相入的原則與之相抗衡。隋唐時期之所以強調山川形便原則，是因為隋郡尤其是唐州比秦郡小了許多，即使州郡之界與山川相符合，也不可能造成割據。但即使那樣，犬牙相入原則也並沒有完全放棄。元明清時期，這一原則更是發展得淋漓盡致，致使部分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域相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