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指的是由孔子開創的，孟子、荀子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繼承他的事業，傳播他的思想。由於出身、生活條件以及性格、閱歷的不同，他們對孔子的理解便各不相同了。因此儒家內部分裂為八個小的派別：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一曰孫卿)的孫氏之儒。
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戰國時代鄒國人。《史記·孟荀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思想敏捷，能言善辯，也和孔子一樣聚徒講學，遊說諸侯。不過孟子時代，士階層進一步壯大，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雖然孟子所說的，諸侯仍然不聽，但待遇比孔子大大不同。他乘車出去，後面總要有幾十輛車跟隨，而且有許多人服侍。
孟子積極保衛孔子的思想傳統。當時楊朱的為我思想，墨子的兼愛思想盛行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為我」是對國家政權組織和君主制的否定，「兼愛」是對家族組織和父權制的否定，兩者都向儒家禮的觀念提出嚴重挑戰。孟子大聲疾呼，對楊墨提出尖銳的指控：「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常常與楊墨之徒展開辯論，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思想的特點是大大地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他是儒家仁義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他把孔子「德政」發展為「仁政」。他認為，每個諸侯都應該從自己的仁心出發，對人民推行仁政。仁政的首要一條是「制民之產」，讓老百姓有田產。孟子認為，民眾有了穩定的家業，才會有穩定的思想，尊重現時的社會秩序；如果他們沒有穩定的家業，當然不會有穩定的思想，就會幹各種違法的事。行政長官作為民之父母，應該認識到，人都是要吃穿、養家糊口的，不能讓他們辛苦一年，結果連家都不能養。照孟子的看法，在各種治民的方法中，最好的就是將土地分為公田與私田，公田歸貴族，私田分給農民。讓農民在公田上勞動，為貴族出勞役，他稱之為「助」；公田上的農活結束，才可以在私田上勞動，私田上的收入屬於農民自己。這就是井田制，標準的井田制是將一平方里900畝的土地劃為九塊，每塊100畝，其中800畝分給八個農戶，讓他們各佔有私田100畝，另外100畝是公田。在井田制的基礎上，還要實行不違農時、封山育林等政策，從而取得用不完的財富，使人民「養生喪死無憾」。提倡經營蠶桑，養家畜家禽，使70歲的人可以穿綢吃肉；再將學校開辦起來，灌輸孝悌的道德觀念；就可以做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這就是王道政治。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當時卻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孟子很有信心地說，能做到這點的人即可以「王天下」。
孟子主張有利於農民，但並不同意許行、陳相等人的農家觀點。農家認為，統治者應該與農民一樣參加勞動，政務利用早晚吃飯的時候來處理。這是一種絕對的平等觀。孟子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社會必須有分工：百工從事製造陶器、縫衣制帽等工作，必須與務農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做百工；同樣治國與務農也要有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治理國家。他說，治國的人是勞心者，務農的人是勞力者。勞心者是管理者，勞力者是被管理者，勞心者不能參加體力勞動，要由別人來養活，而勞力者則要參加體力勞動，去養活勞心者。不然這個社會便無法維持。分工是人類進步的標誌，農家否定分工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孟子在這裡只看到分工的合理性，卻沒有看到，它給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對於他人進行剝削和統治的機會。缺少必要的監督，管理者便會將職權變成特權，對社會造成危害。
孟子主張民貴、君輕，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社稷存亡，君主廢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為天子，不是因為他有勢力，而是因為他得到民眾的擁護。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他的行動危害社稷，引起民眾的不滿之時，就應該更換。民貴當然不是說民比君更尊貴，而是封建社會思想家看到民眾地位的重要性，對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他還認為君臣之間不應該僅僅是臣服從於君，而應該相互尊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宋明以後的儒者主張「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反映了專制主義不斷強化之後，君權的惡性膨脹和臣地位的下降。但孟子時代儒家還是生氣勃勃的，敢於向君主要求尊重，而且認為君如不尊重臣，臣有權不尊重他，直至把他看作仇敵。
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儒家來說，伐紂有一個以下犯上的問題。孔子心中這個疙瘩解不開，所以在聽周武王的樂曲時說它「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但孟子比孔子開明得多，他認為處死紂這樣的君是正義的，不算以下犯上，不能說弒君，因為他已夠不上君，只是一個匹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主制時代，這是非常解放的思想，無怪乎暴君們不能容忍。大搞君主專制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義反對元朝統治時，從來沒有對孟子「民貴君輕」，「誅一夫紂」等等提出異議。可是當上皇帝之後，感到這些言論對自己不利，態度大變，於是咒罵孟子說：「這老東西如活到今天，我饒不了他！」按他的本意，《孟子》是應該廢止的，但是尊孟的傳統已曆數百年，廢止是不合適的，他於是命人刪去《孟子》中85章這類文字，佔全書的1/3，搞成一個所謂《孟子節文》，頒行天下。許多年中，人們只能讀《節文》而不能讀《孟子》。直到永樂年間方才重新恢複《孟子》的地位。
孟子對儒家學說的另一貢獻是他的性善論。儒家教人修養道德，為善不為惡，但是這樣做的根據是什麼呢？孔子對此沒給正面答覆，他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似乎沒有真正解決性是什麼的問題，所以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孟子大大前進一步，他把善和人性聯繫在一起，認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本來存在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仁義禮智，這是人和禽獸的根本區別。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四種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是不用學習和思慮便有的「良知良能」。所謂仁義禮智就是人的天賦道德情感，人的良心。能擴充四種感情，古人稱為「四端」，就可以把仁義禮智做成極大的事業，可以侍奉父母，保全四海。如不擴充四種感情，甚至反而戕害它們，那麼人就會喪失善性——人性，而成為禽獸。孟子誇大了人的道德良心，以為它是天賦的，其實它是一定社會組織中的人，由於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在內心逐步培養起來的。當然，良心決不等於人所學習的道德規範相加之和，從學習實踐道德規範到良心的產生有一個飛躍的過程，但源泉仍然是社會道德規範和人對它的學習、實踐。不過，孟子由此提出的性善論，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整個封建時代的正統觀點。
孔子認為，人的實際遭遇、物質生活由命決定，而人的道德生活則由人自己決定。孟子同意這個觀點，並從性命關係上做了新的解釋。他說：「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盡心下》)聲色臭味安佚等感官需要是性之所欲，但能否滿足，滿足到什麼程度是命決定的，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性，不以為是必須實現的人性的要求，命運怎樣就怎樣，不爭不怨。他又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仁義禮智天道等等客觀上能實現多少受命運的限制，但積極追求、努力實踐它們則是人性的精神需要和內在使命，由自己決定，所以君子不把它們看作命，不認為在這些方面可以無所作為，隨波逐流。
總之，孟子立足於人心，講仁義道德，王道仁政。在他看來，國君擴充仁義之心便能實施仁義之政和王道，這樣的國君為天下人心之所向，眾人都以成為他的臣民為幸，他不靠耕戰，只靠仁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