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與禮是孔子的原則，要把這些原則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加以實現，必須有正確的準則與方法。孔子認為這個準則與方法就是中庸。何謂中庸？所謂中有中正、中和 兩層意思，所謂庸，即是用，即是常。 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與中正當作常道加以運用 。殷人重視中正，以中為治國之道。周人重視中和，以和為治國之道。周人滅商後，周公注意吸收殷人執中的政治經驗，使中與和兩大政治理念初步結合。孔子提出中庸，將中和進一步結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價值理想，價值標準。
從中或中正這層意思說，中庸要求處理任何事情都必須牢牢地把握那個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中正處。一次子貢問孔子如何評價另外兩位弟子。孔子說，這兩個人，一個過，一個不及。子貢問，過比不及好吧？孔子說，過與不及一樣不好。(《先進》)因此中庸即是避免過與不及，做到「允執其中」。(《堯曰》)中是兩極或兩端之間的東西，避免了兩端才有中，可是為避免兩端，首先必須把握兩端。孔子認為大舜是運用中庸的能手，關鍵在於他善於抓住兩端。孔子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禮記·中庸》)兩端是隨處可見的，譬如治民有過嚴過寬；租賦有過重過輕；行禮有過隆過簡等等。把握兩端之後，經過量度便可以找到不嚴不寬、不重不輕、不隆不簡的中點。上節所說，居喪期間三日不食，即是執兩用中的好例。父母亡故，飯菜照吃，無所表示，這是不及，過於哀痛，七日不食，毀了身體，這是過頭，在這二者之間，取三日不食，恰是無過無不及的中正處。
從和或中和這層意思說，中庸要求將兩種或兩種以上正確的行之有效的原則、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調和，使它們相互融通，相互補充，相互制約，達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狀態。譬如仁與禮兩條原則，如果按照中和的思想，不能單純行禮而不顧仁，也不能單純行仁而不顧禮，相反地應該是行禮時考慮到仁的制約，行仁時考慮到禮的制約，這樣實行出來的即是仁禮的中和。實行仁禮中和，就是既行了禮，也行了仁，否則，這兩條原則不可能得到貫徹。所以仁、禮與中庸實際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思想、意見、看法，也要用中庸的辦法，使它們相互補充制約，達到最滿意的結合。切忌只要一端而取消另一端，譬如君主有一種意見，臣下原本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堅持，完全一邊倒地擁護君主意見。這是同而不是和，同表面上好，但實際上埋藏著禍根，在高位的人尤其是君主被一言堂的假相迷惑，把錯誤當作正確，結果是越陷越深，不可收拾。和則包括不同意見的爭辯以及對君主的犯顏直諫，看起來不那麼好，但它卻能折中不同看法，取長補短，避免錯誤。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就是要人們為了事業講和而不同，不要為了個人的面子尊嚴或獻媚邀寵搞同而不和。
子路曾與孔子討論什麼是強的問題。孔子認為，真正的強是君子的道義之強，而不是強者的武力之強。道義歸根結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強，強在中庸。他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禮記·中庸》)矯，形容強的樣子。和而不流是堅持原則，不與錯誤意見合流，這是與和而不同相輔相成的一條原則。孔子認為，堅定不移地堅持非此非彼的中正與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職，是使道義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
不過中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所以人們在行動的時候必須善於找到當時的中。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中庸》)時中是在行動的節骨眼上由各種條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條，比照舊例，往往會造成過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當時的中庸必須把仁、禮的一般原則與當時條結合起來。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時中。孔子在自己的從政和教學過程中，總是依時中的要求辦事。譬如他對「聞斯行諸？」(「聽到一個道理，馬上就去做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人而異的。他給子路的答覆是，你有父兄，辦事要先聽聽他們的意見，怎麼可以聞斯行諸？給冉有的答覆則是「聞斯行之」。為什麼要這樣呢？子路常冒失，要壓壓他的冒失勁，冉有常退縮，要把他的勁頭鼓起來。他把原則和不同教育對象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之後，使之恰到好處，這就是時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義？折衷主義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義。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中庸是講原則的，而折衷主義是不講原則的。中庸的中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孔子說：「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中是禮決定的，同時也是仁決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則是仁與禮。折衷主義則是無原則，隨風倒的，它什麼也不堅持，一切都遷就。孔子最鄙視的就是搞折衷義的鄉愿。鄉愿似乎也懂得仁義禮樂，但在行動上決不堅持，反而與一切不正義不道德的東西同流合污。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義，而且正是反對摺衷主義的。以中庸為折衷主義，乃是一種歷史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