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時期魯國人。魯國首都魯城位於現在山東省曲阜市城區，但面積要大得多。魯國東部是低山丘陵，西部是平原，洙、泗兩河縱貫其中，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地方。雄踞於魯國北部的泰山，挺拔高峻，氣象萬千。登臨其上，觀日出，覽群山，自然生出豪邁之感。孔子登過泰山，放眼天際，有天下變小的感覺 。山上留有「孔子登臨處」的牌坊，「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碑文。多姿多彩的山川對孔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魯國的文化。魯城本是少皞氏的舊都，孔子時代還能聽到關於這個氏族的許多傳說。魯國又是周朝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周公的封地，因為他要在京城洛邑輔佐周成王，便派兒子伯禽代表他來統治魯國。由於周公對奠定周王朝的特殊功勛，魯國得到與周天子同等規格和數量的禮器、樂器和其他文物，使魯城成為洛邑以東的唯一的人文薈萃之地。當時的魯城處處都顯示著「鬱郁乎文哉」的周文化的風采。這一切都強烈地吸引、影響著青少年時代的孔子，使他樂於含英咀華，並陶醉於其中。
春秋和接下來的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 。由於奴隸的覺醒和大規模反抗，使用奴隸進行生產勞動已不能給奴隸主帶來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因牛耕和鐵器的推廣，以戶為單位進行農業勞動已經有了可能。聰明的奴隸主發現，在繼續維持人身隸屬關係、強迫生產者為自己勞動的同時，將小片土地分給他們耕種，讓他們養家糊口，可以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能為自己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當然，剝削方式的改變，不僅僅增加了社會財富，而且首先改變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再是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而是封建領主與農奴的關係了；這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當新的生產關係佔據統治地位之後，社會就進入封建時代。這樣說決不意味新的制度是通過經濟核算，從而和平地實現的；恰恰相反，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過程中充滿了血與火的鬥爭。春秋戰國時期有數不清的爭奪、謀殺、篡弒、政變以及殘酷的戰爭發生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諸侯與卿相、家臣之間。經過了幾百年的反覆較量才得以解決。
巨大的變革不僅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也在思想文化領域展開。舊的倫常關係、等級關係破壞了，禮樂制度崩潰了，但是要維繫社會的存在，又不能沒有一個通行的公認的倫理秩序與政治制度，那麼怎樣建立這個新的倫理秩序與政治制度？這個問題困擾著人們，也為思想家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先秦的諸子百家正是為回答這個時代的大課題而紛紛走上歷史舞台的。孔子就是先秦諸子中最傑出、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
孔子的先祖是宋國貴族，六世祖孔父嘉在權力鬥爭中失敗被殺，其子木金父不得不逃到魯國。這個家族的地位不斷下降，到孔子父親叔梁紇〔he合，名紇，字叔梁〕，就僅僅是一名普通的武士了。叔梁紇因為有戰功，被封為陬〔zou鄒〕邑大夫，是一種沒有采邑，只有祿田的大夫，可以食稅，但不能世襲。孔子的母親姓顏名征在，是叔梁紇的第三位妻子，結婚時叔梁紇60開外，她還不到20歲，是一位不畏困難、性格堅強的女性。
孔子是父親最小的孩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父親的前兩位妻子生了九個女兒和一個瘸腿兒子，為了得個理想的繼承人，父母在曲阜東南的尼山(一名尼丘山)做過祈禱。據說後來征在於尼山附近的一個山洞(名夫子洞，一名坤靈洞)里生下了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子是古代男子的尊稱。為什麼名字叫丘呢？一說因為他的頭形中低邊高，像山丘；一說因為他禱於尼山而生。
孔子三歲喪父，家道中落，靠孔母征在全力苦撐才得以維持。母子從陬邑遷到魯城的闕里，這裡的文化環境對孔子的成長非常有利。童年時代的孔子在母親教導下開始學習文化，逐漸產生興趣，常常學大人的樣子擺設禮器，施行禮儀，當作遊戲。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周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產生了很強的學習自覺性。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下引《論語》只注篇名)，指的就是這點。在他16歲上，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病故。孔子沒有人可以依靠，只有單槍匹馬闖進社會。所幸在母親教導下，他學會做許多粗活，就是他所說的「多能鄙事」(《子罕》)。獨立謀生以後，做過乘田(管放牧牲畜)、委吏(管理倉庫)等小官吏，他都幹得很好。他搞放牧，牲口膘肥體壯，數量大增；他管倉庫，出入公平，賬目清楚。但是不論條件多麼艱苦，事情多麼繁忙，他始終不忘學習。孔子學無常師，為學不倦，他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他進入供奉魯國先祖的太廟，碰到任何一個建築、器物、禮儀，都要詳細詢問，留下了「子入太廟，每事問」(《八佾〔yi義〕》)的佳話。他對音樂有特殊的興趣，到齊國聽大樂師演奏《韶》樂，非常入迷，竟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曾向魯國音樂大師師襄學琴，一隻曲子學了10多天之後還在練習，師襄認為可以學其他曲子了，他說技巧還不行。過了些日子師襄認為技巧已經提高，可以學新曲子了。他說還不行，因為沒有領會曲子的內在精神。後來，他終於體會到曲子的精神，認為它是文王的作品。師襄聽了孔子的話，十分驚訝地說：「說得對！我的老師說過，這曲子叫作《文王操》。」孔子利用一切機會增加自己的知識，凡是到魯國訪問的學者、文化人，孔子都要向他們請教；有時還走出國門，向名家學習。相傳他曾經風塵僕僕來到周都洛邑，向周的柱下史老子問禮，使自己獲益匪淺。他活到老學到老，直到六七十歲，還在孜孜不倦地學習。孔子周遊列國時，葉公曾向弟子子路打聽他的為人，子路回答不出。孔子事後對子路說，關於我的為人，你可以告訴他，「其為人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所以能成為一位大學問家，是與他虛懷若谷、勤於學習的態度和融會貫通、善於學習的精神分不開的。
孔子30歲的時候，學問已有深厚功底。他說自己「三十而立」(《為政》)，意思是他對當時士大夫必須學習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都已掌握，可以立身於社會了。孔子博學，遠近知名；有一些貴族和平民子弟，開始向孔子問學。本來周和各諸侯國官府中，有專人負責教育貴族子弟。但這時新舊制度交替，社會動蕩不定，禮崩樂壞，官學廢弛。孔子為了傳播周朝傳統的禮樂知識和治國安邦之道，培養有道德善治國的人材，首創私學，聚徒授課。他採取啟發誘導、討論總結的教學方式，收到了教學相長的效果；可以說他的思想是在與弟子們的研討中形成、完善的。
孔子35歲時曾隨魯公來到齊國。齊景公請教孔子如何治國，孔子告訴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也就是說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各行其禮。齊景公聽了非常滿意，認為如果不是這樣，「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啊」！想用孔子為官，輔佐自己。但是齊國晏嬰等大臣反對儒家仁義禮樂思想，更反對孔子佔據高位，在景公面前攻擊孔子，甚至威脅要殺害他，迫使孔子不得不離開齊國。
孔子的名聲越來越大，51歲時被任命為中都宰 ，上任一年，政績顯著，四方都向他學習。52歲被任命為司空，又升為魯國大司寇，是執掌全國治安、司法的官員。在任三年，政聲遠播。在審訊、判決過程中，孔子總是集思廣益，徵詢陪審人員的意見，然後宣判；所以，他的判決按當時的標準來說是比較公正的。但是孔子並不以此為能，他的理想是加強道德教育，使人自覺守法，不觸犯刑律，做到無案可辦。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筆是在夾谷之會上為魯國贏得外交勝利。夾谷之會是齊魯兩君的會盟，當時齊強魯弱，齊國想通過會盟，壓迫魯國屈從自己。孔子作為魯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禮官參加會議。當他看到齊國組織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獻「四方之樂」為名，企圖製造混亂，劫持魯定公的時候，挺身來到齊景公面前，指責齊國失禮。周禮是諸侯的行為準則，失禮即成為醜聞。景公見勢不妙，當即承認錯誤，揮退眾人。齊人不肯就此罷休，在起草盟約時提出，如果齊國有事出兵，魯國必須派300乘兵車相助，否則就是破壞盟約。孔子針鋒相對地提出，齊國必須歸還魯國強佔去的汶陽之田，否則也是破壞聯盟。孔子就這樣利用周禮和自己的勇敢機智，頂住了強齊的外交攻勢，為魯國爭得了榮譽和利益。
孔子在夾谷之會上的勝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執掌魯國之政的季孫氏讓他做代理宰相。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頂峰。但好景不長，接著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於，歸根結底，孔子的政治理想與季孫氏完全不同。在當時魯國的政壇上，公室即魯公的勢力已經衰微，而私家即季孫、叔孫、孟孫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