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保存下來的有關墨子及墨家活動的文獻資料很少，而對後期墨家更難勾畫出一個鮮明的輪廓。我們僅知道，墨子死後，墨家發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家各自自稱為真墨(即得墨子學說真傳)，互稱對方為「別(即非正宗的)墨」(見《莊子·天下》篇)。墨家是個有共同政治主張、組織嚴密的學術團體。戰國時，墨家共同信奉的領袖稱為「巨子」。「巨子」制度相傳確實在墨子及弟子禽滑離之後。據《呂氏春秋·上德》篇記載，墨家巨子有孟勝、田襄子、腹(黃享)。幸有《墨經》六篇流傳(後收入《墨子》一書中)。《墨經》是戰國時墨家的著述，據梁啟超、郭沫若等人的考證，認為《墨經》六篇是反映後期墨家思想和學說的文獻。這六篇是《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它的內容大都屬於認識論、邏輯學和科學技術的範圍。這六篇著作顯然不是一個時代、一個人的作品，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提煉，逐步形成的，可能在戰國時期編定成書。它對墨子的哲學思想作了積極意義的發展，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的特色。自然觀方面，它拋棄了墨子的天、鬼觀念和宗教意識，把哲學跟科學緊密地聯繫起來。認識論方面，它繼承了墨子認識論的傳統，發揚了墨子重視經驗和實踐的特點，同時又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狹隘經驗論的傾向和錯誤。邏輯方面，《墨經》對墨子的「故」、「類」等邏輯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在反對詭辯論的論爭中，集各家邏輯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相當完整的邏輯學系統。在社會政治和倫理思想方面，它發揚了墨子的「兼愛」學說，提出了「義，利也」(《經上》)的著名命題，突出了「利」的中心思想，把它作為標準和基礎，用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和道德範疇。此外，六篇中還保留了後期墨家和其他思想家爭論的材料。總之，在一些理論方面深化了墨子的思想，尤其是先秦諸子學術著作中較少涉及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和應用，受到墨家重視，並在學術上有明確的論述，做出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