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從「國家人民之大利」的立場提出了節用的原則，至於非樂、非命和節葬的主張，實質上是「節用」原則的應用，是防止貴族浪費的具體措施。墨子認為最大的浪費是戰爭，因此主張「非攻」，宣傳「兼愛」。但是當時的王公大人、貴族們給人們增加的痛苦，絕不止侵略戰爭這一項。戰爭雖然常常發生，但畢竟有停歇的日子，而貴族壓榨勞動者和小生產者卻是無止境的，也是百姓所受痛苦的最大原因。
墨子為了減輕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經濟負擔，為了改善他們的起碼的物質生活，一方面要求增加生產，提高生產能力，另一方面要求貴族限制一下奢侈的生活。這就是墨子非樂、非命、節用、節葬的實際意義。
墨子自己曾說過：
凡入國，必擇務(「務」就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喜)音湛湎〔mian免〕(沉醉在酒中)，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魯問》)
墨子的主張雖然分為十項，但這十項主張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聯繫的。墨子的基本思想，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麼是「天下之害」呢？就是墨子所說的「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非樂上》)，墨子有時還補上一條就是「亂者不得治」。合起來看，那就是要求天下人民都能過飽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實現「國家之治，人民之眾，刑政之治」(《尚賢上》)。他的十項主張，所說的還是一件事。
墨子主張「非樂」，為什麼主張廢除音樂藝術的享受呢？墨子說，動人的音樂好聽，但不能解決廣大人民最迫切的生活問題，聽音樂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所以應當反對：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非樂上》)
墨子指出了王公大人欣賞音樂的害處。為了奏音樂，要一套設備，設備費是要由老百姓負擔的。有了設備，沒有人演奏還是不行，比如一口大鐘如果沒有人去敲它，和一隻扣著的鍋子沒有什麼兩樣。而演奏還是要樂人去效力。老弱都不能勝任樂人的工作，必定要年輕力壯的男女才行，男的耽誤了種田，女的耽誤了紡績，這又浪費了勞動力。僅僅從演奏音樂這一點來說，已經使生產遭到了損失。但還不止此，演奏者、歌舞者決不能穿粗布短襖，歌舞的人決不能吃粗劣的糧食，否則營養不良，面黃飢瘦，看起來不免寒傖。這些本來可以從事生產的人，現在反而要靠別人來養活他們。所以墨子認為王公大人欣賞音樂歌舞就是「虧奪民衣食之財」。
墨子更進一步分析音樂藝術的享樂對國家政治和生產所帶來的損失：王公大人喜聽音樂，就會不理朝政，致使國家昏亂；士君子喜聽音樂，就不能盡大臣的職責；農夫好聽音樂，則不能早出暮歸，好好耕作，致使菽〔shu書〕粟不足；婦女好聽音樂，則不能夙興夜寐，勤於紡織，致使布帛短缺(見《非樂上》)。最後，墨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非樂上》)
根據以上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墨子為了減輕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負擔，對王公大人的腐朽享樂生活提出抗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王公大人少一些音樂藝術活動，也確實可以減輕一些勞動者的負擔。但墨子未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王公貴族利用音樂藝術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上面，而是責怪音樂藝術本身，這就本末倒置了。照墨子的推論，王公大人們如果放棄他們對音樂藝術的享受，就會留出更多的時間來，把國家治理好，這是沒有根據的。
由於墨子不懂得音樂藝術的價值和作用，不懂得音樂藝術的產生和創造是由於勞動和生活體驗，所以他對音樂藝術的觀點是片面的。他為了反對王公大人過分奢侈的生活，連老百姓正當的藝術生活也要一併取消，這未免因噎廢食了。荀子曾說過：「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確實說中了墨子的片面性，即他只看到眼前的實利，而沒有看到文化藝術對人民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須指出，墨子反對當時貴族奢侈腐化的享樂生活，指出他們的享樂是建築在廣大勞動者的饑寒痛苦之上的，這是正確的。墨子提出既然廣大勞動者不能享受，那麼貴族也不該享受。在這一意義上，墨子指出音樂藝術並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人民饑寒交迫的生計問題。他這種抗議，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喊出了人民的不平的呼聲。他對於王公大人的抨擊，其進步性是應當得到肯定的。
墨子提出「非命」的主張，主要用意在於教人不要坐等命運的支配。「非命」說也反對儒家所宣稱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命定論。
墨子認為一個人富貴貧賤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於努力或不努力的結果；國家的治亂，不是命定的，而是君主努力或不努力的結果。所以墨子認為真正能夠決定國家命運或個人命運的，是主觀的「力」。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觀點是值得肯定的。他首先指出，相信有命的說法是錯誤的：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非命上》)
反對那些相信有命的人把一切後果完全歸到命，自己則不負任何責任的做法。墨子說：
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罷」讀「疲」，無能的意思)不肖，從事不疾(「疾」是努力的意思)，必曰：我命固且貧。
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塗(心志)之辟(僻)，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非命上》)
從墨子的「非命」主張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的小生產者初步形成一種社會力量時，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已有了一定認識，儘管這些認識是很模糊的。對於世界的起源和社會的構成，他們是不能理解的，因而他們把「上帝」和「鬼神」看做最後的決定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始認識了人類勞動所產生的巨大力量，因而他們認為國家的興亡、個人的富貴貧賤不完全是命運的安排，而主要靠主觀的努力。墨子說：
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渝」是變的意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非命下》)
這裡墨子提出統治者的主觀努力對天下的治亂起著決定作用，給那些命定論者以沉重打擊。但是墨子的歷史觀和古代其他的哲學家一樣，仍有很大的主觀性。他把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從不可知的「命」搬到少數天才的聖人手中。認為桀、紂可以亂天下，而「天下之治」也是「湯、武之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抹殺墨子「非命」說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墨子認為，不但天下的治亂繫於治天下的王者的主觀努力，個人的富貴貧賤也繫於每一個人的努力與否：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強」是努力的意思)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
今也農夫之所以蚤(早)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絍，多治麻統葛緒，捆布〔xiao肖〕，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非命下》)
相反地，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定的，在墨子看來那就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據俞樾《諸子平議》「蕢」字是「籍」字誤寫)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絍矣……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非命下》)
墨子這裡反覆講到「強」的重要性，「強」就是努力。最後，墨子認為命定的說法是極端有害的：
命者，暴王所作，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