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3年當北方在直奉大戰前，南方則正由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布置北伐，不幸中間發生了廣州商團事變，13年10月15日商團事變平定，這時直奉戰爭已在激烈進行，迨直系失敗後，北京城換了主人，所謂的孫、段、張三角同盟自然發生了作用。
北方新興的勢力馮玉祥集團在政變後曾聯名電請孫中山北上，電云：
「中山先生大鑒：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無由施展，今幸偕同友軍，勘定首都，此後一切建設大計，仍希先生指示。萬望速駕北來，俾親教誨是禱。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續桐溪、劉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維峻、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鄧寶珊……叩。」
10月27日，孫中山在韶關電復馮玉祥等，答應北上，另一相同之電致段祺瑞，電云：
「義旗聿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10月30日孫中山返抵廣州，在大元帥府召集會議，討論應付北方時局的具體辦法，並決定親自北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特發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號，對同志指示：
「為通告事：此次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諸將聯合共倒曹、吳，於掃除革命障礙，關係非細。胡、孫為黨員，馮部亦多黨員在內。總理此次北上，乃應北方同志之要求，期於北方黨務之進行，有所發展，並非輕與各派講求妥協。蓋關於建國北伐之舉，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並建國大綱廿條之頒布，本黨復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針已定，決不游移，惟當悉力以求貫徹。但目前本黨勢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權，貫徹黨綱，尚須有待。凡我同志，當及時努力於宣傳組織，以期團體日固，勢力日充，萬不可以時局小變，致搖素志，尤當隨時留心總理之言論行動，得所師承，並隨時遵依黨令，為主義而奮鬥，毋蹈紛歧零亂之習，是為至要。」
13年11月4日，孫中山命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令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並電張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後，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為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續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跡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眾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為可以力征經營天下，……及人心已去，終至於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為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吾人於此，更可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11月13日10時20分孫中山偕宋慶齡、李烈鈞、邵元沖、黃昌谷、朱和中、馬超俊等20餘人乘永豐艦起程，汪兆銘則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漢民、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乘江固艦送至黃埔，由於珠江水淺阻礙航行，下午3時始抵黃埔，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率全體官兵登永豐艦迎孫中山登岸與黃埔軍校師生告別，這時黃埔一二期學生正在對岸的魚珠炮台一帶實施戰術演習，並作築城工作，蔣中正陪孫中山前往校閱。
孫中山在黃埔和軍校師生會晤，對於黃埔軍校的卓越成就贊勉備至，不知這時是有預感，還是下意識，在離別前竟黯然對校長蔣中正說：「我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險，禍福難以逆料，將來能不能回來，實在不敢預測，不過北上是為了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雖有危險亦何所懼？何況我已五十九歲，死也可以瞑目了。」蔣中正聽了孫中山這番話，非常驚訝，因為孫中山平常最樂觀，如今卻作此語，深為不解，乃問：「先生為何今天這樣說？」孫中山答：「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時，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現在有了這麼多好學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無憾了。」說著不勝凄惻。隨後由蔣中正在校中為孫中山餞行，下午5時50分孫中山即再登艦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時孫中山所乘永豐艦抵香港，晨6時轉登日本郵船春陽丸，12時啟碇去上海，到春陽丸送行的有300餘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達吳淞口三來水停泊，17日晨9時25分乘褒爾登號小火輪在法租界公司碼頭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陽、戴傳賢、楊庶堪、居正、宋子文、蔣作賓、葉楚傖和段祺瑞代表光雲錦，齊燮元代表凌鐵庵等20餘人搭小火輪到吳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則有一萬多人在碼頭歡迎。孫中山登岸後就坐汽車到莫利愛路29號寓邸休息，並在草坪上由新大陸影片公司攝製新聞影片。
19日下午3時，孫中山在寓邸舉行茶話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陳佈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知識真治等30人。由汪兆銘、邵元沖、葉楚傖、戴傳賢擔任招待。孫演說一個半鐘頭，宣布時局主張，說明北上的目的，和對中國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國當今禍亂的根本，乃在軍閥與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這次北上，有二個目的：一為召集國民會議，這是為了對付軍閥；一為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者。唯有打倒這兩個禍害，中國才能和平統一，才能長治久安。我為了這兩個目的而奮鬥，處境固然非常危險，但我決不畏懼。希望全國人民能夠徹底了解。各位是新聞記者，也就是國民發言的領袖，盼望各位領導輿論，以為贊助，並且負起指導和喚醒民眾的責任。
這時，上海和北京之間的交通，由於軍事影響，極為困難，津浦鐵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輪船，搭客擁擠，兩個星期內的頭等船位全部預定完畢，孫中山為了要趕赴北京，乃決定由日本繞道轉赴天津，只偕宋慶齡、戴傳賢、黃昌谷，其他隨員則分別乘船以天津為會集地。11月22日，孫中山偕隨員搭日輪上海丸赴日本，離滬前日本記者採訪，孫中山對日本記者說：
「中日兩國就當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來中國人民對於日本頗多懷疑，此後日本上下，應切實表明對華親善政策。……
余純然以國民資格赴天津之善後會議。」
23日抵長崎，在船上接見記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國學生，24日下午抵神戶，歡迎人士達5000人，登岸下榻神戶東方飯店，各界慕名造訪的絡繹不絕，前後演講十餘次。30日離神戶，登北嶺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孫中山乘日輪北嶺丸抵大沽口，天氣很冷。孫中山隨員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銘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輪在大沽口迎候，並登北嶺丸向孫中山報告北方政情。午12時船抵天津碼頭，在碼頭歡迎的約計2萬餘人，段祺瑞和國民軍一、二、三軍代表及各團體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後乘馬車至日租界張園行館下榻，這個張園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軍門張彪。
這天下午張作霖派代表到張園向孫中山致候，3時，孫中山即驅軍往河北曹家花園拜訪張作霖，兩人傾談了一個多鐘頭。事後張作霖曾對汪兆銘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很難說話的人，今天見了面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國公使都反對他，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請孫先生放棄聯俄的主張，我張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國公使和孫先生要好的。」
張作霖本是個老粗，並不通洋務，由於東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運用國際關係，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評孫中山卻錯了，孫中山對國際環境和外交，當然比北洋軍閥懂得太多，張作霖說外國公使不喜歡孫中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