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和議員擔當了總統選舉的主角，因此在總統未產生前，議員便奇貨可居，自高身價。而擁曹派為了要完成選舉曹錕為大總統，自然需要拉攏國會，於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就成為當時的關鍵人物。
吳景濂有他個人的打算，他有意包辦大選，同時爭取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不過擁曹派認為吳有藉機勒索的企圖，所提條件是瞞天喊價，難於答應，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在大選工作上非依賴吳不可。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真是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當時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係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爭論的問題。
9月12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因此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線衚衕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
（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
（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為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
（三）決定出席才發給出席費；
（四）津保兩派所分別接洽的各政團，應採取剛柔相濟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
（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保派還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麇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徑赴國會投票。
賄選投票，票價初步確定5000元一張，所以付款辦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這一張「神聖」的選票，而付款人又怕議員拿了錢不投選票。這個問題可以說很小，亦可以說很大。據12年9月20日《北京報》專訊報導內幕說：
「各報連日記載甘石橋博物館日夜集議情形，多有出入。記者昨特走訪中立派某參議員，所得答述一一從耳聞目睹中來者，洵屬至確至近之真象。爰照錄以供眾覽：
某參議員之言曰：外間所說某日某處會議，某等實無所見聞。甘石橋樑宅每夕均有百數十議員，車馬全集，所謂籌備主任王、熊、邊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輩除吞雲吐霧，呼盧喝雉外，（甘石橋樑宅供客煙具共有二十餘盤，麻雀撲克等賭具更多至不可勝數，每夕輸贏多在一萬金以上，可謂豪賭矣。）並無其他協議事件之可言。有之則自十六、七兩日晚餐於袁家花園始。此兩日所延請者，皆保派所認為可以幫忙之議員，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適於次夕與會，是晚供具極菲陋，座客幾不能下箸，且有蹙額者問有餘菜否？庖人則以菜罄對，眾遂一哄而起。聚談時，熊炳琦首發言謂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則請大家分擔責任。（二）則我輩辦事人盡酬報之力是也。關於第一項應請各省負責，諸君實行聯絡能出席大選分子，事前開列名單，臨時勸告如約出席。至報酬一節，不妨推開後壁說亮說，每人贈送五千元。其手績則擬用銀行存摺，由受款人用一圖章作為存款取款之據。惟該印鑒不存於銀行，而存於我輩辦事人手中，待選舉有結果，辦事人將各印鑒送與銀行，各人存摺上再蓋同一之圖章，即可赴行取款。現請先由各省負責，諸君分頭約集同情者，分組聯合，每組將印鑒匯齊送來，則事畢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為補充之言曰：外間謂弟輩辦事內部意見參差，皆系反對者挑撥作用，請諸君不必誤信流言。惟熊省長所述辦法，其中有應補充者，第一大選日應由各組首領邀集該組分子午餐，餐後即同乘汽車入場出席投票。各組首領所用之飲食車馬等費，自當如數撥付，斷不令負責人虧累。第二存款擬指定直隸省銀行，照銀行慣例，本系先付印鑒，現將印鑒暫存辦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後照付，萬一初次未得結果，不得徑取故也。至各組人數，並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蘭亭又起而言曰：時機緊迫，希望於中秋節前開選，請於二十日晚再集會於此，彙報各組名單印鑒，以便進行。
來賓中吳蓮炬起而發言，謂存款僅指定直隸省銀行數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數行，更為周密。錢崇愷則曰：兄弟是直隸人，知直隸省銀行最悉，該行為直隸財政總匯機關，擔負有餘，斷無意外，請大家放心云云。其時熊、王等已離座，與各私人酬答。所謂大選籌備之會議，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園宴集，斯夕之會，原為彙集各組員名單，暨各受款人印鑒而設，在大選派方面觀之，關係應極重要，乃遲至七時許，來賓僅有半數，而被邀之人，亦未聞有電話催促。熊潤丞、王孝伯兩人變未蒞止。座中主人惟王蘭亭、邊潔卿二人，來賓問以各省報告如何？答以尚未齊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語。並協議之形式，亦未舉行。是則大選形勢之阻窒不通，暨辦事人之精神渙散，於此可以見矣。」
票價容易，只要決定一個數目；付款方法最難，誰也不信誰。輿論又故布疑陣，挑撥離間，9月23日《北京報》登載的專訊就有這種含意：
「大選派與羅漢團日日講價，故近日報章中緊要之消息，無非『錢』字問題。幾把一座北京城鬧得銅臭薰天，令人不可嚮邇。但總括雖為錢之一字，而分開尚有許多問題發生。如票價之為五千元、八千元、一萬元各種之爭執一也；先付現款，後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後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團首領競欲包辦，而其分子則恐權利有壟斷之弊，紛紛反對，三也。有此三種癥結，故大選派雖渴望成功，仔團縱饞涎欲滴，亦只好暫忍饑渴，從長磋議。
日來表面上所傳之先憲後選或憲選並進，雖空氣甚形熱鬧，但一揭暗幕，無非在上述錢的問題之三種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變節，而有招致南下議員巧電之由來，吾人誠不能曲為之諱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兩項或較易於解決，最難者厥為第二項之先行付款，與先行投票問題。蓋其中不特原來在京豬仔之持為先決條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議員，亦以此為惟一之著眼點。
記者昨晤由滬回京之某議員，質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貪票價而甘冒豬仔之名？某某答覆頗有質直，謂我等此來確是為五千元之票價，此亦不必為君諱。因若輩歷年朘削，積產累累，如此儻來之物，非此絕無僅有之機會，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須聲明者，即金錢可以罷，而豬仔實不可以做。此語在君初聞必以為奇，不知所謂豬仔者，因其甘於賣身而得名，若得錢不賣身，又安能謂豬仔？故我等決計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則萬萬不可能。蓋因得錢而賣身，不幾自認為豬仔乎。雖此有類於過河拆橋，然取之於盜，不為傷廉。我等以為得錢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預備金錢一到手，即當遷眷南下，即或被逼暫難離京，而外國飯店尚多，亦盡可為安身之地，將來仍當南下，貫徹初志，決不至因金錢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對於我等意旨，亦完全諒解，蓋借糧於敵，此反直派之計畫者也。當我等過津時，曾以此意商於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贊成。故我等之回京，實非變節云云。
記者按某議員之言，雖屬牽強，然亦可知由滬返京者一般之真意，與反直派之策略矣。聞大選派亦有窺破此計畫者，誠恐空擲金於虛牝，故力持先投票後付款之議。此點爭執，恐無解決之望，而大選之前途亦從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報》云：
「吳景濂與津保大選經紀人協議之結果，決定於五日開總統選舉會。前日（一日）津保各經紀人特宴各省議員，將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選前途之形勢。自下午一時起，至夜十一時止，每二小時一班，共分五班，各經紀人於事前曾直接或間接向各議員聲稱，此次與平常宴客不同，凡熱誠贊助者，務望光顧，否則同人等實無法辨別諸公態度云云。故是日到會者，確達四百餘人，為從來所未有。惟宴會席上，除由主人方面報告現擬辦法及幾句客套而外，並無其他特別情形可記。蓋此次宴會目的只在點名，京中各通信社報告，謂有何種會議，並指明系晚間七時，按之真相，實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實已開始發放每張五千元，支付銀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廠大有銀行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約定，將來付款時，須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一圖章，方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