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年譚延闓去上海趙恆惕治湘後，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面又與鄂贛兩省成立聯防條約。
北洋方面，湖北督軍王占元挾西南以示重於北京，他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自有其密切關係在，湖北因為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穀也須經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關鍵。至於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直系大將吳佩孚主張武力統一，是反對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時候他的主要敵人是奉系，因此沒有餘力顧到對南方作戰，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而來阻止孫中山北伐，加上吳個人因為駐軍衡陽，與湖南人和趙恆惕的友好關係，便對湘趙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關係。
湖南內部的問題使趙恆惕頭痛的是：湘軍擴充為兩個師十個旅後，兵多餉少，各師旅長便在防區內扣留稅款，把持用人行政。趙恆惕雖然提出裁兵和統一財政，各級軍官卻充耳不聞。趙與譚延闓之間的關係很微妙，譚去上海後，趙每年饋以生活費2萬元，且有數十通親筆信給譚，執禮甚恭，可是有人不斷在譚前講趙的壞話，譚開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將信將疑，最後則信以為真。這一來譚回湘的打算便日趨積極，使趙在長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還有趙和孫中山之間的關係也不融洽。對北伐的看法，趙認為孫中山太性急，而西南無可用之兵，如能閉關一年，在各省勤練軍隊，為全國之模範，一年後檢校軍隊，制定北伐計畫，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歸向，雖不揚言北伐，而一二年內必能北伐，孫中山認為趙的主張緩不濟急。而湖南反趙的程潛一系多投奔孫中山，使孫中山左右儘是不利趙的言論，這也是趙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孫曾派參軍呂超（四川人字漢群）至長沙辦理黨務，並以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各書贈趙，趙率文官廳長以上，武官旅長以上在省府同時宣誓入黨，師長宋鶴庚建議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誠擁護之意，獲得一致贊成，可是呂超傲慢無禮，使湖南自趙以下，全省文武官員均大感失望，趙遂將孫的宏著擱置一旁未予細讀。事隔很久，有人告趙，這兩部書是治國良策，趙始翻閱，嘆為觀止，可是已經過了許多時日。
自民國10年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後，對湖北是一個鼓勵，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當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沒有軍隊，因此唯有求助於湖南。
10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為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佔領武漢形勝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第二，驅逐王占元後，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占元，如果驅王后，湖南勢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制。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占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佔有利情勢，他們還肯定地說，只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裡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佔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系的支援，因為王占元已失歡於直系，直系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系正和奉系明爭暗鬥，自然沒有餘力過問湖北問題。
湖南人本來對湖北是有興趣的，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設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自然樂意一試。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後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為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趙恆惕對於「援鄂」比較持審慎的看法，他有三種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干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面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
6月24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為考察湖南制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熊路過湖北時，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長沙的湖北說客以為熊是來替王占元做說客的，其實熊既不為考察制憲而來，也不為王占元作說客，是來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因為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後，「援鄂」的努力又邁進了一大步。
趙恆惕在猶豫中，有人向趙提出三策，第一是將夏斗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實力僅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暗中卻令大量湘軍改裝加入，以充實這支部隊，然後宣布「鄂軍回鄂」，湖南則佯裝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實，第二是派人疏通吳佩孚，如果吳能中立，就可以大膽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國民黨人保證，如果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會改道江西而不通過湖南。
這是一個極難決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趙本認為援桂重於援鄂，他於10年7月1日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這個會議上通過了「出兵援桂」的決定，派衡陽鎮守使謝國光為「援桂總指揮」。
湘軍援桂引起了吳佩孚的不滿，吳認為湖南驅逐張敬堯時，桂系是支援湘軍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軍驅逐湯薌銘和傅良佐，而且湘桂還有聯防條約，如今桂系窮途末路，湖南反而壓迫廣西，太不夠朋友了。吳雖有此不滿，可是他正在調兵入陝，所以沒有餘力過問西南的糾紛。
湘軍「援桂」前，曾宣稱準備以武力驅逐滇軍出境，向王占元請求協助軍餉軍火。王占元認為滇軍在湘西，也威脅鄂西，為了利害，所以願予協助，但是又因李書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動湘軍「援鄂」，不能無所顧慮，要趙表明態度，才能決定是否支援。趙當即複電否認湘軍準備「援鄂」，同時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電報叫王占元信任胡南，切勿輕聽謠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參謀余范傳（就是湘鄂聯防條約的經手人）攜帶子彈100箱，步槍2000支，軍米2000石，現洋20萬贈予湘軍。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軍餉、軍械、軍火支援後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動頗引起湖北王占元的驚訝，不過王認為既然湘軍已出動「援桂」了，自然不會再回師「援鄂」，為了加強對湖南的友好，於是在7月4日又贈予湘軍子彈60萬發。
湘軍高級將領宋鶴庚、魯滌平等認為湘軍「援桂」不能解決湘軍軍餉和軍火的困難，不是一條出路，所以繼續鼓吹「援鄂」。趙恆惕便找了一個曾做過吳佩孚副官，後來由吳的介紹在湖南擔任鐵道警備司令的葛豪，研究吳對湘軍「援鄂」會採取什麼態度。葛認為王占元與吳的關係日益疏遠，吳不會拔刀相助，趙於是派葛到洛陽去見吳，探求吳的態度。葛去後沒有迴音，趙又派趙冕、蕭光禮等攜帶具體方案前往接洽。趙冕等到了洛陽，見吳忙得不可開交，簡直找不到單獨談話的機會，等了幾天沒有下文，蕭光禮便先回長沙來，這時主張「援鄂」的宋鶴庚、魯滌平等搶先一步把蕭找來，叫他用假情報回報「老總」（當時大家對趙的尊稱），只說吳不反對湘軍「援鄂」，但因為和王占元同屬直系，不便公開贊成，只能默認。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於4月25日到了天津參加了曹銀、張作霖、靳雲鵬和王占元的四巨頭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王占元雖然只是敬陪末座，無足輕重，可是他已躋身北洋巨頭之林，所以也顧盼自雄了。他從北方回武漢時，路過鄭州，鄭州車站上有第三師的學兵隊在車站列隊恭迎他，他目睹這些小夥子都是精神飽滿，雄赳赳氣昂昂，且在傾盆大雨下整齊嚴肅，面不改色，大為感動，因此回到漢口下車時，對列隊歡迎他的大員們一疊聲地說：「嘿！人家是什麼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他受了這個刺激，回到湖北後，就決心裁汰老弱，整頓軍隊。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除了對本國人民大燒大殺大搶而外，還侵犯了外國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質問，隨後又提出賠償僑民損失和勸告中國裁兵的覺書。義大利公使竟提出組織各國聯軍開往各通商口岸保護外僑的建議。宜昌各國僑民公然提出在宜昌開闢租界，宜昌周圍30里不得駐兵的條件。尤其驚人的是，川軍旅長鬍濟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