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托夏壽田轉給袁的一篇大作《君憲救國論》，袁讀後曾擊節讚賞，嘆為真是曠代逸才！這篇《君憲救國論》就文字來說的確是一篇好文章，只是立論不正而已。原文太長，特摘錄如下：
「客有問於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削平內亂，捍禦外侮，國以安寧，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與列強並立於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於亡國而已矣！客曰：何以故？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於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政府採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事之發達，道固無逾於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後，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苟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已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於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後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並維持現狀而不能，且並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於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於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於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百年，前此並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日本與我鄰者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與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後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於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瞭然矣。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於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於立憲之初，易莫易於立憲之後。初立憲時，官吏狃於故習，士民憚於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於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後，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於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於何時？後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於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於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於一』，彼所謂一者，列國並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餘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後，始言致治，然後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後，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苟安。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後，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於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於國家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於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後世詬病者，其故何歟？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