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復辟，首先要介紹一下勞乃宣。勞乃宣其人是清朝遺老，庚子年鬧義和團時，他做吳橋縣縣令，上書請取締義和團；民國成立後，他志存復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續共和正解》，民國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這兩本「大作」合印成一本書，名為《正續共和解》，遍送京內外。
勞乃宣的共和，是這樣解釋：周宣王時因天子太幼，不能執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謂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學無術」，亂加民主於共和，實在是不通。於是勞某乃力陳中國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種種理由。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於續編是自詡他早有先見之明，民主制對中國之不恰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袁世凱雖身為大總統，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張創行一種憲法，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以共和為名是符於他的共和正解，名中華國而不名民國，即表示要行君主制；雖然是君主制，卻又不稱帝國，則是不與日本雷同，日本是稱帝國，俄羅斯和德國雖行君主制，但卻不稱帝國，「中華國」亦然；至於為何不稱大清而稱中華？是因中華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勞乃宣的大作奇論。
勞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當時的政壇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為袁自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一切表現都是復古，這便使人聯想到袁是有意恢複帝制的。勞除了刊印這本「大作」外，還寫了一封信給也是遺老，而由袁聘為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信上說：
「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後無異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項城識略過人，必早慮及此。以管見推之，以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誠，而後足以平逐鹿之紛爭，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後足以戢糾桓之驕氣。然此時遽議歸政，沖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故愚議議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所謂閉門天子，不如開門節度也。還政之後，錫以王爵，則以總統退位，復為齊民者不同。爵位之崇，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簾遠，護衛謹嚴，不致有意外之患。……且總統無傳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榮，如是則項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舉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陳，項城之見聽也。……公謂成先朝之史，以報先朝之恩，竊謂此說得行，其所以報先朝之恩者，尤勝於修史萬萬。……」
勞為什麼寫這封信給趙呢？原來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島碰見趙，趙剛由北京到青島，他們談話時，趙不經意地說了這麼一句話：「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機會，想逢迎意旨，仰承顏色，以獵取功名富貴，所以當趙由青島回北京後，勞即寫了這封信給趙。
勞乃宣除給趙爾巽寫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時還給袁的兒女親家，清朝時當過兩江總督的遺老周馥寫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兒子周學熙又做過袁的財政總長。勞給周的信中說：
「趙次帥（趙爾巽字次珊）由京來島，謂項城自言，今日所為，皆所以調護皇室，初無忍負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內務總管世續），欲卸仔肩，而世相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韙。誠如此言，則項城之心亦良苦矣。當以拙作正續兩解質之次帥，問其可否代呈、項城、次帥曰可，因即請其攜之入都。……伏思我公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夢寐不忘，於項城有父執之誼，識拔之雅；近又締結絲蘿，親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將狂瞽之言，轉達聰聽？倘荷採擇，見諸實行，非特有造於先朝，其所以為項城者，亦不啻出諸九淵，升之九天也。」
除了給趙爾巽和周馥外，勞還有第三封信是寫給又是遺老、又是國務卿的徐世昌，信上說：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與項城至交，此策得行，兩無所負。……憶己、庚之際，拳匪初萌，弟在吳橋任內，考出義和拳為白蓮教支流，刊『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分布各處，又通籌辦法，屢舉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釀成滔天之禍（是指直隸總督榮祿等沒有採納他的條陳）。時項城出任東撫，道經連鎮，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項城大為嘉納，到東後一切照行。聯軍到京，東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從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島，蒙賜手書，尚有：昔庚子之變，執事不憚苦心，標正論以拯危亡之禍之語，是項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猶未忘也。竊謂弟今日所言，尤關重大，若荷聽從，其收效之宏，較之庚子更勝萬萬也。」
勞的「大作」和給趙、周、徐三位遺老的信，當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後並沒有表示什麼態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說了一句：「把他請到北京來充參政吧！」袁既然不取締勞的謬論，反而要請勞為參政，這一來當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甚至鼓勵復辟的，於是，鼓吹復闢為登龍術之一，便成為當時北京官場投機取巧的一條捷徑，許多人都附和這個主張。
勞乃宣接到徐世昌電報，請他赴京任參政，他馬上興緻勃勃地由青島到了濟南，準備轉道進京，要為他倡導的復辟而大顯身手。可是在濟南卻聽說北京正鬧著「檢舉復辟」的案子，被檢舉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勞的主張而請求「還政清室」。勞聽到這個消息，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他不知袁的葫蘆里是賣的什麼葯。因此，他考慮了一天，覺得宦途風險實在太大，還是返回青島觀望一個時候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認為主張復辟是陞官捷徑，因此，復辟之說便越來越猖獗。劉廷琛有「復禮制館書」，宋育仁有還政清室的演說，宋還聯合了國史館一些守舊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還有一位也鬧得很兇，是遜清翰林，郵傳部參議章授。
當復辟的謬說猖獗一時，肅政史夏壽康上了一個呈文給袁，義正辭嚴，力辟邪說。接著，參政院參政孫毓筠也提出了「查辦復辟謬論案」。他在參政院發言說：「復辟謬說是由幾個遺老鼓動起來的，上年就有劉廷琛上書總統，提到這個問題。遺老們不懂得國家的性質，錯誤地認為沒有皇帝就不成其為國家，本席認為，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對這個謬說應當進行徹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舊？還是革新？求官的人們想望風承旨，不免表錯了情，隔靴搔癢。他們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為他贊成帝制。其實，他們卻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為，而非帝制人為。袁對復辟謬說並不想認真查究，因為袁自己還想稱帝，所以他把復辟的罪過嫁禍於國民黨，認為這也是國民黨的搗亂行為。
由於全國反對復辟的空氣鼎盛，袁乃不得不於11月23日下了一道嚴禁紊亂國體之邪說的命令。宋育仁這時是國史館編修，列名「內務部查辦」的名單上。查辦本是官樣文章，不料宋的運氣太壞，他得罪了一個四川同鄉，這位同鄉不念鄉土之情，竟向步軍統領江朝宗檢舉，這樣一來江不能不公事公辦，因此他派了一輛馬車去接宋，馬車夫對宋說：「統領大人請宋翰林到衙內走一趟。」宋懷著鬼胎見到了江統領，江堆著笑臉對這位編修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請芸子（宋的別號）先生寫一篇答辯書，讓我好交代。」
宋應命寫來：「勞乃宣著共和正續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論駁其未能盡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稱公之義，定名大總統獨稱公，則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統系。援春秋共獎王室之義，酌易『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為『上國共主』之禮，朝會有時。」這個答辯書顯示宋小有才，他的筆鋒輕輕一轉，就由復辟一變而為勸進，這樣一來，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這以前，清朝遺老和復辟派都是當時最走紅運的人物，由於嚴禁復闢謠言和宋育仁被傳，因此情勢為之一變，這些「蒼髯老賊，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復辟派之名而受連累。這與二次革命失敗後，西裝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亂黨」嫌疑一樣，實在是一個尖銳的對比。
這時，袁的北洋系也搔不著袁的癢處，他們也趕忙通電反對復辟，其中反對得最厲害的，卻是留著辮子的張勳，他給袁的電報中這樣說：「國事非等奕棋，政體豈同兒戲！」
北京內務部對袁的意圖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嚴行查辦，他們也就不得不查辦一下。宋育仁案查辦結果是：「議論荒謬，精神瞀亂，應遣回籍，發交地方官察看。」可是這個判決到袁手中時，袁卻改為「勸回原籍休養」，派人致送程儀3000元，同時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為宋的休養費。
11月30日，步軍統領江朝宗派秘書奚以庄護送宋上車，宋的知友紛紛到火車站來送行，還有不少人請宋寫屏聯留作紀念。這樣的排場才不像是「遞解回籍」，簡直是「衣錦榮歸」。
湖北將軍段芝貴接到徐相國密電，叫他對宋特別優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車到達漢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