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槍聲四起，只見許多身穿灰色軍服的兵，到處搶劫，首先受難的是正陽門一帶。這時南方迎袁專使們正酬應完畢，回到迎賓館，忽然人聲鼎沸，槍彈橫飛，血紅的火光浮在窗面，人們奔走相告，說是兵變了。為什麼會兵變呢？大家異口同聲說是由於北方駐軍反對「袁宮保」南下，反對專使們搶走他們的衣食父母，所以懷恨作亂。專使們聽到這個消息，不由不信，乃倉皇檢拾細軟，匆匆趕到六國飯店避難。
兵變的部隊是第三鎮。第三鎮是北洋軍的主力，段祺瑞便曾兩任該鎮的統制，後來則由曹錕接掌。曹錕據說是袁身邊的「趙子龍」，打娘子關叫他去，打灤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謁見「袁宮保」時，都是筆挺挺地站立著，叫他坐他從不敢坐。袁對他講話，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說一個字。袁平素對段、馮都禮貌有加，獨對曹則不假詞色。按照當時官場習慣，若長官對屬員很客氣，就是不把他當作親信人，相反如果長官對部下越不客氣，罵得越厲害，則這人一定是「聖眷甚隆」。所以當時有人便以挨罵的多寡，做為自己陞官快慢的溫度表，每挨一次罵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說：「我今天又挨罵了！」旁邊人也為其高興，且祝賀說：「恭喜，恭喜閣下不日就要騰達了。」依照這個習慣，曹錕是北洋三傑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
第三鎮兵變時，統制曹錕亦在北京，兵變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是不願袁世凱南下，所以當時或是事後的輿論都把這次兵變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爭論的重點。作者認為袁對兵變絕對有責任，或者有縱放，但決不會主使。道理很簡單，袁當時已被南京參議院尊為中國華盛頓，他能獲選為中國臨時大總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國內人心如此，即國際間亦認為袁是動亂中國的「安定力量」。袁的聰明智慧怎會不了解這一點。至於袁反對建都南京，當時反對最激烈的是同盟會中的巨頭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張建都北京，加上參議院投票決定國都地點時，亦可看出多數反對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達成不南行的願望，用不著策動兵變。袁是搞軍隊起家的人，當然明白兵變這玩意不能隨便玩，玩兵變等於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還有最重要一點，兵變一發生，很容易招致國際干涉，尤其是日本正處心積慮，主張將中國分而食之。袁是個野心家，但他決不會甘願製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國的借口。
不過袁當然願意軍隊表示一點行動，適可而止，使自己不能離開北京的借口有事實證明。
至於北洋軍在此時鬧兵變，是有其背景的。
馮國璋在統率北洋軍攻克漢口、漢陽時，漢口曾遭北軍洗劫，房屋盡毀，積屍日曝，野狗宵鳴。當時有一位記者曾問北洋軍士說：「大家都說你們搶掠，有沒有這事？」兵士說：「有的，我們不搶就沒得吃了。革命軍到處受人歡迎，家家奉獻食物；而我輩到來，老百姓堅壁清野，甚至用錢買東西都買不到，我們不搶怎麼辦？」由這一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北洋軍的處境。
北洋軍在漢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輿論嚴厲的指責，加上清帝退位以前，與革命軍作戰的，幾乎全是北洋軍。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團體不時以文電揭發北軍抵抗民軍的罪狀。袁世凱當選總統後，竟有解散北洋軍的謠傳，於是勢傾一時的北洋軍，內心既失望又疑懼。其實和議以前，北方秘使廖少游和黃興代表曾簽有一個草約，其中特別註明：「南北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這本可以算為保證。可是這是個秘密條款，未被公開，公開流行的，多是不利於北軍的謠言，因此兵變時，亂兵一邊搶掠一邊嚷著說：「不成了，不成了，國家用不著我們了，我們乘早搞點盤纏回家吧。」
第三鎮士兵嘩變的直接起因是裁餉，原來當時陸軍部所定的營制餉章，凡出征出防將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給津貼，以慰勞武士，優待征夫，事平後仍回原防，回防即無津貼。辛亥起義後，北洋軍第一、第四鎮奉令開赴前線，按照餉章每兵每月加發一兩津貼。第三鎮由長春開赴北京防衛，亦照出征慣例加發津貼。和議達成，二、四兩鎮回防，於是照章裁餉。第三鎮仍在北京並未回原駐防區長春，所以不在裁餉之列，不知怎的傳說第三鎮也要裁餉，兵士遂以訛傳訛。
2月29日晚八時，第三鎮士兵在朝陽門外東嶽廟嘩變，先在朝陽門外劫掠果攤食鋪，後與朝陽門內變兵會合，分頭搶掠，凡金銀錢鋪首飾店、飯館及洋雜貨鋪全遭洗劫，併火焚東安市場、東四牌樓等處，受災區域之慘尤勝於庚子八國聯軍。兵變前後綿延三日。兵變的第二天3月1日下午4時，袁世凱在迎賓館（袁當選總統後改為總統府）召集北京高級軍政首長會議，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亂事蔓延，除照章補發未變各軍應領之欠餉外，另派陸建章、曹錕等分赴各部隊駐紮所剴切開導，同時令飭毅軍隨時緝捕再圖逞亂兵士。毅軍統領薑桂題奉令後，親率衛隊四齣彈壓，遇見亂兵任意搶劫者，立即格殺。
2月29日北京兵變之晚，南京迎袁專使下榻之招待所內亦受騷擾。亂兵持槍毀門而入，招待所內衛兵措手不及，無法阻擋，南來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銘、范績熙人一僻室，閉門熄燈靜坐以待，亂兵在所內遍處擄掠，志不在人，飽劫而去。蔡元培等見亂勢繼續擴大，乃潛赴美國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領館派人護送至六國飯店。中午時間，王正廷、王景春、鈕永建、黃愷元、魏宸組、宋教仁、劉冠雄、陳乙白均陸續趕到，大家交換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來諸人的文件衣物已蕩然無存。
3月2日，蔡元培等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臨時參議院，認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余可遷就，以定大局」。迎袁專使態度的改變，並不是受兵變的威脅，而是感到北方局勢的嚴重。北方有北方的許多問題，南方的人是無法了解的。這兒作者節錄一封賀良朴先生致蔡元培的信，這封信相當深刻，他不是替袁講話，而是道出了北方的心聲：
「……諸君北來，歡迎之聲未終，愁慘之氣大作。二十九日北京變亂，使京華薈萃之區付之一炬，未幾而禍延天津，未幾而殃及保定。議者莫不歸咎項城，謂其事先既疏於防範，臨時復失於寬縱，養奸長亂，辜望喪威，莫此為甚，項城之咎無可辭矣。然仆尤不能不咎南中諸君子爭執都會地點，未免稍存意氣之私……洎乎專使南行，討論大局，彌月相持，要約寡效，暗殺之機四伏，決死之隊爭先，宗社之黨乘間構煽，桀黠之將擁兵恫愒，禁軍則意存左袒，藩服則勢將分崩，朝野張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猶遲，增調重兵，集於禁近，人心滋懼，一夕數驚，然未聞北京有變亂之事也。夫北京亂事不起於民軍逼迫與國體變更之時，乃於共和宣布以後，舉國欣欣想望太平，而有此奇變，此其故大可思也。首都不定，國會未開，政府無統一之機關，總統無操縱之權力……總統南行與首都南遷之議日騰於報章，人心愈搖，姦宄思逞，卒至一朝潰裂，竟出自項城所信任最愛重之軍人……即以兵變而言，使因都會地點之爭久持不決，恐將來東南各省兵變之禍更有甚於北方者。何則？北方各鎮之兵團訓練有年，素服項城之節制者，然橫決若此，今各省民軍皆旦夕召募而來，從未受軍事教育也，彼於其主將又非素有恩信之感孚也，集數十百萬無教之民鼓以革命，則彼亦曰革命有功名富貴之望，今既宣布共和，弭兵息戰解甲歸田之期近，富貴功名亦已無望矣，計維在上者之厚為資遺耳。南京臨時政府暨各省之財力定有餘裕，若聽此數十百萬人逍遙河上，餉盡財空，遣散無術，恐一旦嘩然潰亂，挾其堅利機械縱橫於通都大邑之中，生靈荼毒之禍尚忍言哉。……」
兵變後的北京，約有一個星期都是凄涼滿目，白天的街市如黑夜一樣，店鋪住家關門閉戶，路上只有巡邏的兵士和站崗的警察以及棄置的死屍，此外則是外國兵士騰馬往來。間中有外國記者沿路拍照，蕭條零落有如死市。首善之區變為瓦礫之場，窮民嗷嗷待哺，有錢人則雖以加倍的金錢也買不到食物。警廳頒令6點後禁止行人，8點鐘後交通即停頓，入夜路燈不明，繁華的北京城成了黑暗世界。內城被劫4000餘家，外城被劫600餘家。
在這場大動亂中，有很多花邊新聞，特錄載於後：
朝陽門內竹桿巷王君，是在度支部當司員（等於現在財政部的科員），二十九日晚間有亂兵十五人叩門而入，王君延之上座，款以酒，其中一兵士操山東口音說：「俺們這回子搗亂實在是給逼出來的，你老要是有富餘錢借給俺們作些盤纏，俺在山東曹州府居住，過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兒去，俺一定加倍的奉還，這回可實在對不起的緊。」言訖張嘴大笑，王某即坦白的答說：「我本是一個窮京官，生平亦不作守財虜，所以身無餘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