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布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劻說：「朕誓死不往天津」。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御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麼，只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里）。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御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后訓政的奏摺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劻看，奕劻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御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係，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面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谷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麼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硃諭：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硃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御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布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后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康有為等為什麼看中了袁世凱？是因為袁曾參加過強學會，被新黨黨人認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這時正在練新軍，手中握有兵權，如果能爭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為。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面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歷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面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硃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當新政頒行時，光緒曾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只是一連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為離不開北京，光緒也離不開康有為。不過，到了這時，情勢已非常緊急，光緒自己對當時情勢如何變化，毫無把握，希望康有為能夠離開北京，因為他是倡議維新變法的首腦，是慈禧和守舊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為不落在舊派手中，則康在外活動，當使守舊派有所顧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還可待時而動，以相呼應。光緒這番苦心，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緒密詔，要他速赴上海時，新黨的人知道這是紅色的警號，表示光緒皇帝的處境，危機四伏。因此康有為立即寫了一個謝恩的奏摺，聲稱決於初四日離京去滬，同時矢誓要拚命拯救皇帝。這封奏摺交林旭帶回宮去。然後康和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康有為的兄弟）等籌商營救皇帝，和應付當前局勢的辦法。大家哭了一場，決定了幾個緊急步驟：一是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攤牌，要袁站在光緒這一邊，以兵力保衛皇帝；一是由梁啟超到金頂廟容純甫那兒去刺探消息。而康有為則分向各方寫告別信，收檢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點鐘，康往訪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見英國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見慈禧，勸太后勿對光緒不利。
譚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會館到法華寺袁的寓所見袁的。袁世凱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緒召見，初三晚上忽然見到光緒所親信的京卿譚嗣同來訪，當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鎮靜地迎接這位不速之客。他們坐定後略作寒暄，譚就單刀直入地問袁：「皇上是何等樣人？」袁答：「當然是曠代聖主。」譚說：「天津閱兵要行廢立的事，足下知道嗎？」袁說：「也曾風聞。」於是譚就拿出光緒的手詔給袁看，然後對袁說：「當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義著於天下又受皇帝特達之遇，今值皇上有難，足下若能救則救，如不願意的話，」說至此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