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講了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和內因，說明一個人的成才決不是偶然的，其實是有著種種外因的促進，並且由自身要求成才的內因決定的。外因與內因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有了自身要求成才的內因，再加外因的促進，才能使一個人加速成才。沒有成才的內因，光靠外因是不可能成才的。不過，外因有時也能激發人們要求成才的願望，如歷史上為國犧牲的英雄，他們原先的志趣未必在於效死疆場，而是由於受國讎家恨所激發，挺身而出，終於成了留芳百世的英雄。家庭教育的培養，良師益友的熏陶，也可能對一個意志並不很堅定的人起到鼓勵作用，使他終於立志成才，這些都可以說是外因有時能轉變成內因而使人成才。
在這一章，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敘述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的種種情況，包括什麼時候成才的人較多，什麼地方成才的人較多，成才青少年對社會國家民族有多大貢獻，青少年成才有無阻力，等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古代什麼時候青少年成才的人較多。這個問題，應當先從時代的變遷談起。中國古代歷史是一個不停地由統一到分裂，又由分裂到統一的發展過程。這不是周期性的循環，而是社會矛盾由平衡到不平衡，又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演變過程，每一次演變，社會就向前跨進一大步，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過程。夏商周三代，中國處在奴隸制社會和由這個社會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中國以當時政治經濟最發達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形成一個基本上統一的局面。中原以外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不如中原地區，所以對中原政權的威脅干擾較少，全國處於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到了春秋戰國，中原以外的地區發展加快，於是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就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那是一個不安定的動亂時期。經過長達幾百年的爭霸爭雄戰爭，各割據勢力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促使自己所控制的地區加速發展生產，充實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後競爭的結果，秦國佔了上風，由秦始皇完成了空前規模的統一事業，出現了秦漢大一統的局面，整個國家又處於安定時期。東漢末年，中原地區由於軍閥爭權奪利，經濟遭到破壞，朝廷難以控制全國，而東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發展卻比較迅速，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較強，於是出現了三國鼎立的分裂割據局面，又是一個不安定的動亂時期。西晉的統一有些偶然性，並不是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快於東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結果，而是由於東南的孫吳和西南的蜀漢人才出現斷層，政策上屢屢失誤等原因所造成的，事實上這兩個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勢頭仍然沒有減弱。正因為如此，西晉的統一十分短暫，緊接著的是東晉與十六國、南朝與北朝的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又是一個不安定的動亂時期。經過長時間的角逐競爭，中原地區的發展又相對地快於周邊地區，於是又出現了隋唐大一統局面，經歷了將近300年的安定時期。唐朝末年，中原以外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又逐漸地超過了中原地區，而唐朝則由於武人跋扈，藩鎮割據，皇權削弱，朝廷難以駕馭全國，終於出現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整個中國又處於動亂不安的時期。北宋的統一，表面上政治中心在中原的汴京，具有統一的規模，其實江淮、四川、湖廣的發展都已經超過了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所以在那些地方實行的政策都有些不同於中央朝廷的特殊性，甚至文化中心也已經逐漸轉移到了兩浙與閩廣。而北方的大片土地，先後受遼和金的控制，所以整個中國實際上是個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極不安定。南宋更是偏安一隅，與金長期對峙，談不上統一安定。元的統一又有點例外，靠的是以武力控制全國，而經濟供給則仰賴於南方，所以最後朱元璋依靠南方地主勢力的支持，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奠定了500多年的明清大一統局面。明清鼎革之際，雖有幾十年的戰爭動亂，但是500多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國家是比較安定的。
時代的變遷既然是分裂與統一、動亂與安定的相互交替，則中國古代青少年的成才，包括成才的類型和成才人數的多少，自然會與這種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關。中國古代有「亂世出英雄，太平出文士」的說法，那是指不同歷史時期人才的類型而言，意思是說，分裂割據時期，也就是所謂亂世，那是人們鬥智斗勇的時代，時代需要的是能夠運籌帷幄、精於韜略、擅長騎射、勇於拼殺的人，文化暫時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樣的時代，多出英雄好漢式的人才，而以政治家、軍事家為多。大多數的家長和老師，都諄諄告誡自己的子弟和門生應當做個英雄好漢，青少年也大都以能成為英雄好漢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春秋時期的汪踦，楚漢爭雄時期的韓信，三國時期的孫權、諸葛亮、周瑜、呂蒙，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荀灌、祖逖、劉琨、宗愨、王猛、劉淵、石勒、苻堅，宋金對峙時期的岳飛、岳雲父子，明清之際的夏完淳等，都是順應這種時代要求而湧現的英雄好漢。雖然與這些英雄好漢同時代的也有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等文人學士，但是數量相對地較少，原因是分裂割據的亂世戰爭頻繁，社會動亂，文化蕭條，人們缺乏安心讀書的心情與環境，而在文化領域裡成才卻又需要有相當多的時間，其成就受到社會的公認也需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所以在那種時代文化領域裡成才的人就相對地較少，並且文人學士成才的經歷也不如英雄好漢那樣激動人心，事迹亦不如英雄好漢那樣突出，不像英雄好漢那樣對人們具有十分現實的教育意義。
國家統一時期，或者分裂割據時期里某些局勢相對穩定的地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們能夠安心讀書，在文化領域裡進行各種各樣的創造，因此，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等文人學士紛紛湧現，並受到社會國家民族的足夠的重視。西漢的司馬遷，東漢的班固、王充，晉朝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唐朝的王勃、蕭穎士，宋朝的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蘇軾，明朝的歸有光，清朝的魏禧兄弟等，都生長在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里，他們的政治才幹，以及在科學、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才能，在安定或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中國歷史上統一的時期比較長，分裂割據的時期比較短，也就是太平時世長，亂世短，文才與武才之比，即文人學士與英雄好漢之比，前者相對地比後者多一些。據此，可以說統一時期人才的數量比較多，分裂割據時期的人才數量比較少。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政治家這種人才，他們既可以說是文才，也可以說是武才。在國家安定的時候，政治家多講文治，他們著重研究經國濟世的策略，為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安定民心而出謀劃策。在國家動亂的時候，政治家把保衛國家社稷的安寧放在工作的首位，他們著重研究的是富國強兵，訓練士卒，製造兵器，修築道路等事情，他們自己往往能運籌帷幄，披掛出征，即一身兼有政治家、軍事家兩種才幹。
從歷史上的實際情況看，在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以前，純粹的文人學士，一點武藝也不懂不會的書生，純粹的英雄好漢，一點文化也沒有或文化程度很低的武將，都是很少見的。大多數的文人學士在學文的同時也要習武，在平日是作為體育鍛煉的強身之道，到了國家需要的時候就能投筆從戎；大多數的武將在習武的同時也要學文，最低限度也要讀得懂兵書，在古代不讀兵書光會衝鋒陷陣而不會以智謀克敵的人是難以成為大將的。舉例來說，楚漢爭雄時期的張良、蕭何、韓信三人，他們雖有運籌帷幄、籌辦糧草、帶兵衝殺的分工，但是他們之間每個人對其他二人的工作也是了如指掌的，他們基本上都是能文能武的，所以三個人才會配合得很好，終於幫助劉邦奪得了天下。晉朝的祖逖和劉琨雖然都是武將，但是書也讀得不少。唐太宗李世民自己是個能文能武的人，他手下出力較多的武將如李靖等人，文化程度也不低。武則天時候為相的魏元忠、狄仁傑，也是文可安邦、武能靖國的人。這種文武雙全的情況，甚至在唐以後的個別人身上也還能見到，如宋朝的岳飛慣於徵戰，詩詞也寫得很好。辛棄疾能帶兵打仗，又是位著名詞人。明朝的戚繼光在抗倭戰爭中立有赫赫戰功，同時還著有《紀效新書》等多種作品。科舉制度實行以後，特別是唐太宗在位時實行的修文偃武的科舉考試，目的就是預防英雄好漢來奪取他的天下。他見到許多人爭相來考進士時，曾暗自歡喜道：「天下英雄入吾彀〔gou 夠〕中矣！」「彀中」本是指弓箭的射程之內，引申為就範或入圈套。唐太宗提倡修文偃武的科舉考試，就是要把天下的英雄好漢引入習文棄武的圈套。宋太祖趙匡胤也是如此，他用陳橋兵變 的手段奪得天下以後，以「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剝奪了將帥們的軍權。從此，重文輕武成為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政策，文武分途的現象日益明顯，埋頭讀書不習武藝的文弱書生多起來了，嚴重的甚至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程度。文弱書生寫起文章來，洋洋洒洒下筆千言，在這方面他們可以稱得上是個人才，但是他們手無縛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