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惡，」雷蘭德說道，「完全沒有道理嘛。別告訴我說這第二個錢包不是德里克·博托爾的，而把他的名片放在裡面只是個障眼法而已。這張鈔票和我們在另一個錢包里找到的鈔票上的編號是連著的，三張鈔票都是兩個星期前他從銀行取出來的。兩個錢包，一個在小島另一端的對面，一個在廢棄不用的船屋對面；一個裡面放著兩張德里克·博托爾的鈔票，另一個裡面放著一張鈔票，還有一張德里克·博托爾的名片——他，或是其他的什麼人，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不，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有些人隨身帶著兩方手絹，兩塊手錶，或是兩隻煙斗，不過我從未見過帶兩個錢包的人。此外，即使他身上真的帶了兩個錢包，用意何在呢？除非一個錢包是在扭打的過程中，或是某個激動的時刻掉出來的，這個時候他還活著；而另一個錢包則是他的屍體滾落河中時從衣袋裡滑落出來的。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事實的可能了，不過似乎還是非常荒唐。」
「哎呀，總強過什麼都想不出來吧。」雷蘭德說道，「荒唐是荒唐，但不是沒有可能。」
「對，但是你並沒有意識到其中最糟糕的一點，」布萊頓指出，「伯吉斯找到第一個錢包的那個地方，也就是離島上那座橋不遠的地方，並不是獨木舟被鑿了個洞的地方。」
「你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
「我不是一直在告訴你，獨木舟有個那樣大小的洞，在浸滿水之前只能漂流幾百米嗎？還有，一旦船中浸滿了水，實際上它根本就無法前行，因為這個時候，它只有藉助水流而不是氣流才能向前漂流。而河上的水流根本不可能在上午九點半和下午一點半之間使這隻獨木舟順水漂流到那麼遠的地方。因此你得把這次瘋狂的駕舟旅行分成兩個獨立的部分——前半程是在遺失錢包的橋邊，後半程是在靠近下游的某個地方，在那裡獨木舟底被鑿了個洞。該死，這樣講起話來真是亂糟糟的。」
「我來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唯一應該做的就是掌握奈傑爾·博托爾的行蹤。德里克·博托爾如今生死難料，追查他的下落說不定會鬧出什麼笑話。但是奈傑爾·博托爾應該還活著，他很顯然是溜之大吉了，這表明他一定心裡有鬼——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些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集中精力把他給找出來。」
「那正是你的分內之事，不過他們花錢請我可不是做這件事的。如果這是一起謀殺案，難以形容保險公司是不會在乎究竟誰是兇手這類無聊之事的，我的任務就是找到德里克。不過，順便提醒你一句，肯定還有另外一個人需要追查。」
「誰？」
「坐著方頭平底船的那個人。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他就在這附近。他只要走陸路對直穿過去，而後就可以趕上那隻劃著槳緩慢前行，或者根本就沒有划行的獨木舟，然後回到自己的方頭平底船上，繼續溯河而上，看上去像個沒事人一樣。假使是這樣的話，我認為（儘管沒有什麼直接涉及他的證據）可以將其視為嫌疑犯。而且，他的行蹤也應該可以查得出來。首先他肯定從什麼地方租了那隻方頭平底船，再者，他肯定得把它放在什麼地方，或者仍然還待在船上，可能正在上游的什麼地方吧。無疑，查清楚他是誰，值得一試。」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的談話被庫克先生打斷了，我們並不清楚他聽他們兩人的談話聽了多久。他輕手輕腳，一點一點地往草地那邊挪了過去，一邊走著，一邊表現出似乎對這裡的景緻很有興趣的樣子。但是很明顯，他走近他們是有目的的，他帶著那種美國人會贏得大多數的朋友，但同時也會招致一切敵人的坦率與真誠，直接進入了正題。
「聽著，先生們，」他說道，「兩位不必告訴我你們都在對博托爾兄弟倆的行蹤進行調查。我自己對博托爾案也很有興趣，但是，我沒有二位那樣的有利條件，我只知道報紙上報道的那些東西，而且我認為，印在報紙上的只是些你們希望別人知道的東西罷了。但是，聽著，我有個提議希望你們能考慮一下。我也許不能像你們那樣足智多謀，不過，我持有美國偵探協會開具的AI偵探資格證書，我決心要謙卑地循著貴國偉大的偵探福爾摩斯的足跡，成為一名出色的偵探。我的提議是：如果我能就這個案子確切地指出兩位先生以你們所具有的一切有利條件卻尚未注意到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話——請注意，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或許可以使你們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那麼二位先生得讓我和你們一起合作，找到這個博托爾。能夠參與到你們的調查工作中，我將倍感榮幸，當然，如果這裡的這位先生和警方有關係，我不要求他向我泄露任何警方不希望泄露的秘密。這樣做才合乎情理。我只希望可以時不時地從你們那裡得到些線索，以便我們可以共同想出對策，同時，我們的調查也不會相互重複。喏，我不知道你們對我的提議怎麼看，大概你們會因為我該死的放肆無禮而把我踹到樓下吧，不過，如果你們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隨時恭候。」
「從我這方面看，我是同意的，」布萊頓答道，「不過，感謝上帝，我是個行動自由的人。你怎麼看，雷蘭德？」
「嗯，我不是個行動自由的人。不過如果他真的可以提出什麼建議，解開這個疑案，而且現在就準備證實的話，那麼在我認為他正循著錯誤的方向行走之際，我並不介意提供給他一些他所謂的線索。這並不是一件可以討價還價的事，庫克先生。眼下，如果你真的能給我們指出一條明路，那麼在我來說，我會相信你是一個值得接受的人，而且我會隨時歡迎你的加入。」
「好吧，我想我也只好滿足於此了。說真的，我並不確定這個事實是不是很重要，我無法將其和案中的其他事實聯繫起來。而在這一點上，你們知道，因為你們對事實了解得更多，所以是不是重要得由你們來定。我就這麼說吧，你們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德里克·博托爾在上個星期天的晚上，也就是他失蹤之前的那個晚上，是住在米林頓橋那家旅館的呢？」
「為什麼不是住在那裡呢？」布萊頓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為什麼不，那正是我無法確定的。我只是在問，他是否住在那裡。」
「不過，我的意思是，是什麼可能的原因導致你懷疑他住在那裡呢？」
「好吧，我希望布萊頓夫人此舉不算是言行失檢，不過她告訴我，博托爾堂兄弟二人似乎並不怎麼喜歡彼此。她還說米林頓橋那家旅館的女店主告訴她，他們不是一起到達那家旅館的，也沒有一起吃早飯，而且還不是一起離開的。在美國，我們對證人證詞的問題非常看重，我們這一行里一些最偉大的推理家們曾經指出，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總是把推理當成事實。那麼，假定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晚上來到那家旅館兩次，卻在第二次來的時候裝做是另一個不同的人，難道她不會認為是兩個陌生人來到自己的旅館過夜的嗎？我們所知道的是她不曾看到兩個陌生人在一起。」
「布萊頓，」雷蘭德說道，「我認為這件事值得調查。我們可以一起再去問問那位女店主嗎？」
「當然。不過，我們先吃午飯吧。如果我知道這一切都意味著什麼，如果這一點被證明是事實，我都不知道該做何解釋了。不過，這當然值得一試。」
一位警官的出現令那個女店主極為不安，她變得比以前更加絮叨。剛一進門，雷蘭德就要求女店主出示旅館的住宿登記簿，這使得這位可憐的老太太從一開始就找不著北了，因為像大多數鄉村旅館的老闆一樣，自一戰結束後，一直沒有過任何的住宿登記。是的，第一位先生來的時候大約是十點鐘，門那裡挺黑的，所以她沒怎麼注意他長什麼樣子；她只是覺得他是個挺漂亮的年輕人，腰桿筆直筆直，說起話來慢悠悠的，調子拉得很長，很從容的樣子。
「那無疑就是奈傑爾。」布萊頓說，「他隨身沒有帶著照相機嗎？」
女店主沒有想到要看。他的肩膀上背著個背包，像是他的行李。「我要上樓去我的房間，」他說，「因為我累壞了，不，不要晚餐了，謝謝你。」然後她就把他領到了二號房，它是位於二層的一間不怎麼好的房間，正對著後院，它的對面是三號房，在各個方面都比二號房更舒適一些，還可以看到旅館前面的美麗景色，所以她以為他會要這間，但是沒有，除了一定要的二號房外，其他的他倒沒有什麼要求了。
「我有點明白了，」雷蘭德說道，「如果庫克先生是對的，我們的朋友很可能是想要從窗戶上爬出去。我們可以四下里看看嗎？從前面的房間爬出去，他不可能避開被別人看見的風險。」
二號房的窗戶似乎無可否認地證實了他的猜測。窗戶很大，開得卻很低，接在外面的一個小屋的屋頂可以讓你輕而易舉地爬到樓下。女店主接著解釋說，第二位先生是在大約五或十分鐘後到達的，看到挎在他背上的照相機，她就知道他是誰了。她無法確定他和另一位先生是否長得很像，不過她認為應該是這樣。至於他的聲音，唉，這第二位先生除了說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