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種歷史的、普遍的現象，它隨著中外交往的增多而增加，軍事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它的載體有多種，但最多的則是兵書。中國向外國流傳的兵書固然不少，外國傳入中國的軍事著作也很可觀。1994年10月，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於汝波、皮明勇、高殿芳等人合編的《孫子學文獻提要》，書中反映了以《孫子兵法》為主的中國兵書向國外流傳的情況，並收錄了外國學者對其注釋和研究的主要文獻的提要，是迄今收錄這類文獻提要最多的一部著作。
據考察，唐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日本留唐學生吉真備真就把中國兵書帶回日本，並在他擔任太宰少貳和大貳期間，向工役人員講授了《孫子兵法》、《吳子》和諸葛亮八陣圖。日本寬平年間(公元889—897年)，《日本國見在書目》中著錄的中國兵書有59部，比《唐書·經籍志》著錄的兵書還多14部。之後，日本又翻刻了從《孫子兵法》、《武經七書》到《武備志》等多種兵書。自17世紀起，日本學者便開始注釋、評點和研究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兵書，直到20世紀90年代，比較著名的作品就有110多種。現在，日本學者研究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兵書之風，仍然很盛。
在中國兵書流傳到日本國的同時，也傳到了朝鮮和越南等國。朝鮮在我國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刊印了李淳所撰的《校定孫子文三卷》朝文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新刊增注武經七書直解》朝文本，《歷代將鑒博議》朝文本，以及其他10多種研究中國兵書的朝文本。此外，越南則有《孫子兵法》和《六韜》等兵書的越文本。泰國、馬來西亞、緬甸、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國家和地區，也分別有《孫子兵法》的泰文、馬來文、緬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等文本。
西方最早翻譯中國兵書的是旅居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阿米奧(J.J.M.Amiot，公元1718—1793年，又譯作錢德明，中文名字叫王若瑟)。此人是著名的法國漢學家，1750年抵澳門，1772年用法文撰寫的《中國軍事藝術》(ArtMilitaire des ois，有的譯作《中國兵法論》或《中國兵法考》)在巴黎出版。書中共收《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六韜兵法選二篇》等六部兵書(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該書的法文本)。該書問世後影響很大，流傳很廣，在歐洲供不應求，1882年又刊印第二版。1815年6月22日，拿破崙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後，曾讀到《中國軍事藝術》一書，他慨嘆自己如若早讀此書，就不會慘遭失敗了。
繼法國之後，俄國於1860年出版了俄譯本《中國將軍孫子對部將的訓示》。1955年，蘇聯國防部出版了西道連科翻譯的《孫子兵法》俄文本，在蘇聯及東歐產生了重要影響。
1905年，英國第一部英文譯本《孫子兵法》出版。之後，又有多種更為完善的英文譯本《孫子兵法》問世，受到英國軍界的歡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戰略家利德爾·哈特在其《戰略論》中，引用了15條《孫子兵法》語錄，占其所引21條語錄的2/3還多。他認為，最完備的戰略就是《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1910年，德文譯本《中國古典兵家論戰爭之書》在柏林出版，書中有德文譯本《孫子兵法》和《吳子》。被廢黜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公元1859—1941年)說：「早二十年讀《孫子兵法》，就決不致於遭受痛苦之厄運了！」1988年，馮·尤根·蘭克斯基依據英文譯本轉譯的德文譯本《孫子兵法》，又在德國的慕尼黑問世，受到德國軍界的重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軍界開始研究《孫子兵法》，本世紀80年代後更為普遍和深入，不少部隊和高等軍事院校，都將《孫子兵法》列為必讀之書和必修之課。美國戰略家約翰·柯林斯在其《大戰略》中認為：「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孫子兵法》十三篇可與歷代名著包括2200年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媲美。」此外，《孫子兵法》還被譯成義大利、羅馬尼亞、捷克、荷蘭、希臘等眾多的西文譯本。其中以美國學者、海軍准將格里菲斯的英文譯本最佳。它以孫星衍、吳人驥的校本《十一家注孫子》為底本譯出，不僅譯文字斟句酌，而且注釋也獨具特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彙編的《中國代表叢書》所集納。除專著外，還有用各種文字撰寫的有關中國兵書的論文，散見於各種報刊和文集中。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兵書在國外的流傳，是中華民族對世界軍事文化的貢獻。
中華民族在2700多年中，不但創造了優秀的軍事文化，而且也吸收了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軍事文化，使之融合成為中華民族新的軍事文化。中華民族對西方軍事文化的吸收，始自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明末時期。其時，以大學士徐光啟、光祿寺少卿李之藻、兵部主事孫元化、登萊副總兵張燾和焦勖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因明朝抗擊後金軍的需要，先後以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龍華民、畢方濟，葡萄牙的陽瑪諾，德意志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為橋樑，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火炮製造與使用技術，並由孫元化著成《西法神機》，由焦勖著成《火攻挈要》。這兩部著作以西洋火炮(明朝稱「紅夷炮」，清朝稱「紅衣炮」)的製造與使用為重點，且兼論了火炮與冷兵器相結合的技術和戰術，至此，新的兵書著述方法開始為我國所採用。19世紀後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時期，以翻譯西方軍事技術為重點而兼有軍事理論的書籍，在我國大量流傳。中國軍事學家在吸收新鮮營養的基礎上，開始努力著述融合中西之長的新型兵書，以徐建寅為代表的《兵學新書》，便是這種努力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中外軍事文化交流的歷史說明，中華民族和世界其他國家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通過互相吸收和融合，又各自形成了本國和本民族新的軍事文化。徐建寅的《兵學新書》如此，美國戰略家福斯特和日本東京都產業大學教授三好修，根據《孫子兵法·謀攻篇》的思想，且建立在核武器基礎上的戰略理論，稱之為「孫子核戰略」亦是如此。由此證明古代的兵學，只有吸收時代發展的新鮮內容，才能保持其長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新的軍事學也必須包容人類在數千年戰爭實踐中所取得的，並經過檢驗而顛撲不破的真理性內容，才能不斷向前發展。這就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至今仍被各國明智的軍事家所推崇的原因。
無論是中國傳統的兵書，或者是吸收西方成果的兵書，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而無瑕疵的，我們在吸取其有益的養分之時，也必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資產階級鼓吹擴張、侵略的內容。本書在介紹歷代兵書時，雖未加以一一列舉，但希望讀者在閱讀原著時，要吸取其精華而揚棄其秕稗〔bi bai筆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學者們對中國歷代兵書的研究十分活躍，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繁榮局面，出版了許多著作，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讀者如有興趣，不妨去涉獵一番，一定會得到有關中國歷代兵書的廣博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