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寅是晚清軍事技術家、科學家，他為發展軍事技術和軍事工業奮鬥一生，最後以身殉職。他所編著的《兵學新書》，是一部集當時兵學之大成，開創新兵學之風的新型軍事著作。對戊戌維新時期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晚清軍事改革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影響。
徐建寅，字仲虎，江蘇無錫人。晚清軍事技術家、化學家徐壽之子，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生，自幼受家學熏陶，好學善思，自然科學知識的功底甚厚。咸豐十一年(公元1862年)底，隨其父入安慶市內軍械所工作，協助其父於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建成中國第一艘蒸汽艦船「黃鵠」號。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隨其父調至江南製造總局。在局七年，先後參與建成「恬吉」號、「馭遠」號等六艘蒸汽艦船，研製槍炮彈藥，同外籍人員合作，翻譯了《炮與鐵甲論》、《格林炮操法》等軍事與科技書籍。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四年(公元1873—1878年)間，曾先後赴援天津和山東兩機器局，對兩局的建設和軍工產品的製造做出了重要貢獻。光緒五年至十年(公元1879—1884年)任清政府駐德使館二等參贊，參觀了英、法、德等國的許多軍事基地、軍工廠、造船廠和學術機構，詳細記錄了參觀的內容。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督辦金陵機器局，以新法治局，受到好評。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任福建船政局提調。至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輯成《兵學新書》。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調往漢陽兵工廠，主持製造黑色火藥。次年春(1901年3月21日)，在親率工匠試製無煙火藥時，因車間發生爆炸而殉職。一生共譯書27部，著書四部，另有論文10篇。《兵學新書》是其代表作。
《兵學新書》是徐建寅在任福建船政局提調總辦時，利用公暇發奮編著而成，既是他在兵工廠勤奮工作30多年的經驗總結，又是他吸收西方軍事成就的結果。全書16卷，約20多萬字，附圖200多幅。現存有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刊本。
《兵學新書》第一至第十卷以軍事訓練為主，兼及軍事給養等內容，第13卷為軍隊駐營後的食宿事項。第11、12、14、15、16各卷，論述了兵器、野戰工事、瞭望哨所、軍事鐵路工程等軍事技術問題。
《兵學新書》著述於中日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後，其時，國家和民族蒙受著巨額的賠款和割讓大片領土的恥辱，社會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西方列強瓜分中國之勢愈演愈烈，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徐建寅面對如此嚴重的形勢，焦慮萬分，憂心忡忡，以自己科學家特有的敏感和責任心，研究軍事，揮筆著書。《兵學新書》就是他從軍事上探討救亡圖存的全部主張和措施的結晶。
首先，他把強兵作為救世之先策。在當時的中國什麼是挽救危亡的急務？徐建寅認為，「救世之策，莫若兵學為先」(《兵學新書·凡例》)。在正常情況下，國家變法維新之政端在富強，富強之基始以學問，設學堂以培材，講工商以致富。但是，唯中國積弱之名已布四鄰，列強覬覦之心日亟，如果等待人才學成以後再致富，致富以後才自強，那就好像是從容拯溺，揖讓拒寇，於時無救了。為此，他提出了欲圖存須自強，欲自強須備戰，備戰必練兵，練兵以御外侮的主張。而練兵禦侮，必須上下一心，「君臣上下，通國民人，心志相孚，聲息相通，一德一心，雖欲不強不可得矣」。要這樣做，就須「詳訂章程，設立議堂，講求兵學，選練民兵，難臻禦侮之功，而期自立自效也」(《凡例》)。以上所講即是徐建寅編寫《兵學新書》，講求兵學，練兵備戰的要義。
其次，他認為處有事多變之世，論兵不可泥古，言戰切戒虛詞。必須力求通理明義，懂得陣式和戰法要隨著槍炮性能的改進而變化，作戰要改易古法，操練也要隨之而變，這樣才能固兵心以操勝機，握成算以挫敵焰，使兵學適應新時期實戰的需要。
其三，講究新兵學不能只限於購買新式軍火與聘請外國將弁教練官兵，追求表面上的槍炮更新和操練整齊，只學其皮毛而遺其精藝。只有集中國有志之士，盡智竭能，自行講求新兵學之精義，得其要領，窺其全豹，才能把官兵練成勁旅，使列強不敢欺凌我中華。
其四，注重諸兵種協同訓練，以求戰時協同作戰。即步、炮、馬兵使用新式槍炮進行協同作戰時，須求各盡其長，密切協同。要選擇有利地形，使各自的長處得以充分發揮。在三者協同作戰時，又要始終注意以步兵為主，以馬、炮二兵為輔的原則(卷八《步馬炮合用》)。
其五，訓練須考慮實戰的需要。即陣法訓練成熟後，需習臨戰之用，士兵不但要掌握各種新式武器裝備的使用技術和戰術，通曉它們的構造原理和性能，避免拘泥於操場上的練習和紙上談兵，而且還要能靈活運用所學的新知識，在戰場上勇猛搏戰，克敵制勝。如果練習要隘攻防作戰，就必須到要隘之地，練習駐守和進攻，只有反覆訓練，才能守必固，攻必克。
其六，領兵者應熟諳方略，把握制勝之機，審機應變，靈活機動地指揮作戰，切不可拘泥古法，招致失敗。平時訓練士兵要注重紀律，不可擾民。同時要熟悉村鎮地形地物，以免戰時造成民眾重大傷亡。
其七，在全國實行抽丁法兵役制。即在每200名壯丁中抽一名為兵，其餘壯丁每人每日出一文錢以供養服役士兵。三年服役期滿後複員回家，重操舊業。遇有戰事，仍可按籍召回。按此法計算，當時全國22個省，可招兵40多萬人。只有這樣做，才可節省國家養兵之費，也不會加重民眾負擔(卷九《籌兵》)。
其八，實行兵制與武備學堂合一的制度。他認為，兵制與學堂要相輔而行，武備即學問，學問即武備，兩者相輔而不能分離，分之國貧且弱，合之國富且強。學問深則武備精，武備精則官兵能各盡其職。士兵在役三年，每日致力於學問，三年期滿，學業成而品行端正，在營為精兵，回家為君子。士農工商在軍隊優良作風的影響下，也都能奮勉自勵，形成良好的政治風教，國家必然富強(卷九《教訓》)。
此外，《兵學新書》還用較多篇幅，論述了各種先進的軍事技術問題。諸如後裝槍炮的構造與使用、野戰溝壘的建築、瞭望哨所的構築，以及新出現的軍事鐵路工程技術問題等。
《兵學新書》系出自科學家徐建寅之手，故對全部軍事問題的論述，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其定性論述比較合乎事理，其定量分析亦較為精確無誤。「不載吉凶占驗諸異說，可謂集近時兵學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張羅澄《兵學新書·序》)。
《兵學新書》是徐建寅在吸收西方軍事學最新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軍情編寫的第一部新型兵書，對改革清軍的作戰訓練方法，改造中國傳統的兵學體系，均有其重要作用。然而對於積弱已久、行將崩潰的清王朝來說，有些主張，是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