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元儀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家和文學家。他編纂的兵學巨著《武備志》，是中國古代卷帙最多、門類最齊全的軍事百科全書，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又號東海波臣、夢閣主人等，歸安(今浙江吳興)人。明朝著名學者茅坤之孫，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生，自幼好學，尤喜兵農之書。成年後，對長城沿線的隘道了如指掌。面對後金的崛起，明廷的腐敗，他立志發奮著書，探討歷代兵法韜略，搜集器械戰具資料，積15年心血，輯成了《武備志》，於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刻印(見圖16)。 自此聲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命為贊畫，隨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遼東，抵禦後金，併到江南募集戰船舟師，提高明軍戰鬥力。與孫承宗、袁崇煥、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人，同為禦敵保國之中堅。孫承宗遭排擠後，茅元儀亦被削除官職，告病南歸。崇禎帝繼位後不久，他進呈《武備志》，因被權臣王在晉等中傷，以傲上之罪被放逐至定興(今屬河北)江村。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冬，後金騎兵直逼北京，孫承宗再度奉命督師。茅元儀和24騎護衛孫承宗，從東便門突至通州(今北京通縣)，擊退後金軍，解了北京之危。茅元儀因功升為副總兵，督理覺華島(今遼寧興城菊花島)水師。不久被權臣所忌而解職，又受遼東兵嘩之累，遣戍漳浦(今屬福建)。遼東軍情危急時，他又請求效死勤王，遭權臣阻撓，約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一說公元1640年)前後縱酒而亡。茅元儀文武雙全，時人稱道「年少出西吳，名成北闕聞，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他一生曾著有60多種、數百萬言的著作，但因屢遭禁毀，散佚較多，而《武備志》得傳後世。
《武備志》共240卷，200多萬字，附圖近738幅。現存有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茅元儀輯本、清道光中木活字本、日本寬文四年(公元1664年)須原屋茂兵衛等刊本，其中以天啟刊本最佳。
《武備志》按軍事學分編為《兵訣評》、《戰略考》、《陣練制》、《軍資乘》、《占度載》五大門類。《兵訣評》18卷，選錄了明以前《孫子兵法》、《吳子》等著名兵書，加以評點，論述其要義。《戰略考》33卷，選錄了自春秋至元代16個朝代中600多個戰爭和戰例，從戰略高度評述得失。《陣練制》41卷，由「陣」和「練」兩部分組成，「陣取其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寧俚」(《陣練制·序》)。詳細記載了明以前的各種陣法、陣圖，以及士卒的選拔、淘汰、訓練、賞罰等內容。《軍資乘》55卷，有營、戰、攻、守、水、火、餉、馬等八個方面內容，其中軍事技術的內容最多，收錄了各類武器裝備、戰車、戰船、軍事築城等資料六七百種。《占度載》93卷，其中既有古人對天文氣象的樸素認識，也雜有荒誕迷信之說，還有關於方輿、鎮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兵要地誌方面的內容。
《武備志》規模宏大，所用軍事資料翔實，不僅有茅元儀祖父茅坤所珍藏的家傳圖書作基礎，而且廣收各家的秘圖珍本2000多種，包容了當時兵學的各個方面。治學嚴謹的茅元儀，以沙裡淘金之功，對各種資料嚴選精取，去偽存真，收良剔莠。《武備志》全面仿效了《武經總要》的編纂體例，在幾乎轉錄《武經總要》大部分內容的基礎上，把各門類及其內容的寬度、深度大加擴展和延伸，囊括了自宋代以來所創造的最新成果，又融匯了當時的新鮮內容，吸收了《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籌海圖編》、《陣紀》、《武編》、《神器譜》、《兵錄》等兵書的創造性成果，輯為巨著，著成大作，具有濃厚的時代特色。全書體系完備統一，條理清晰，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結構合理，按兵學內涵分類編排資料，每類之前冠以小序，考證源流，說明史料之藏存，概括要義，闡述內容之主旨。門類下有分類，分類之下視需要設立要目和細目。文中有夾注，解釋難懂的字、詞和典故。文上有眉批，寫出編者的評論意見，褒貶得宜，生動形象。
茅元儀在論述門類內涵時，採取由大要至細端，按事物發展順序，次第落筆，逐層深入。以《軍資乘》為例，作者按營、戰、攻、守、水、火、餉、馬等八個分類次序，逐一展開：軍隊集結出征至戰地，首先要建立營寨，爾後才可部署戰事，出兵攻敵，在進攻敵人時也要注意防守，進攻的方式有水攻、火攻，將士作戰須以餉糧為炊，以軍馬為性命，故最後論述戰馬，戰事的全過程毫無遺漏地寫在書中。
《軍資乘》在闡述這八個方面的要義時，詳細記載了戰爭所賴以進行的全部軍事技術條件。在全書所搜集的六七百種軍事技術資料中，有罕見的「鄭和航海圖」、「航海天文圖」，以及明代一些少見的兵器、戰船、呂公車、神火飛鴉、火龍出水等，有文有圖，可資參考。書中從卷一○二到卷一三四，把古代軍事技術按野戰、攻城戰、守城戰、水戰、火攻等五類進行論述，對各種武器裝備製造和使用概況作了全面的反映，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堪稱集中國古代軍事技術之大成的兵書。
《武備志》雖為輯纂性軍事百科全書，但是在對各門類所作的「序」和點評中，也反映了茅元儀主要的軍事思想。他針對明朝國勢衰微，國庫空虛，國防罅〔xia嚇〕漏，明軍戰鬥力低下的狀況，呼籲當局應實行富國強兵，勵精圖治的政策。他認為只有富國強兵才能戰勝強敵，消除邊患，當務之急是要「足餉」和練兵。進而提出獎勵開荒，發展屯田的主張，把「強兵」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上。他十分重視軍隊的訓練，認為「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陣練制·序》)。同時認為要保障國家安寧，就須加強邊防、海防和江防。北方游牧民族常內犯劫掠，人自為戰，就要以堅壁清野，建立堡寨，人自為守的策略對付之(《軍資乘·堡約·序》)。在東南沿海則採取「拒之于海」的策略對付之(《占度載·海防·序》)。為防止敵人突破海口，闖入內江，「故江之要，與邊、海均」(《占度載·江防·序》)。茅元儀認為要提高明軍的戰鬥力，就要具器械，精器用，大力發展火器製造與使用技術。他在《武備志·用火器法》中，要求將士善於因時、因地、因敵、因器、因戰的不同，而選用不同種類與數量的火器打擊敵人。為此，將士應善於利用風候、氣象條件，乘順風使用火器，就能萬戰而萬勝。當敵軍以密集堅實之眾前來攻城時，就用火炮猛擊。進攻敵人的堅城時，就要用火炮轟開缺口，爾後突入城中。如果要奪取已經安營紮寨之敵的糧草輜重，就要在敵營四周設伏，爾後乘夜暗突然襲擊。在水戰中，要善於在遠、中、近各種不同的距離上，分別用船首炮、鳥槍、火箭等進攻敵船，最後再跳上敵船，將敵全殲。在布陣作戰時，要在營地四周，以不同威力的火器，部署多梯次的進攻，逐次殺傷和減殺敵人的兵力，直到最後全殲敵人為止。
《武備志》問世後，不但在國內受到明、清以來學術界的重視，而且在世界上也受到推崇。日本除在寬文四年(公元1664年)翻刻成日文版外，又在18世紀獲得了原刻本。公元1782年，旅居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士阿米奧(J.J.M.Amiot)在法文《中國兵法論》中徵引了《武備志》中火藥及火器技術資料。之後，《武備志》已成為西方學者研究火藥與火器技術的必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