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是戰國前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著有兵經之一的《吳子》。後人把孫武與吳起並稱「孫吳」。
吳起是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西，一說山東曹縣西北)人。約生於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卒於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他立志要做一番事業，但因衛國弱小，無法施展，便到魯國曾子之孫曾申的門下求學，攻讀儒家經典。後曾申因吳起母死不奔喪而與其斷絕師生關係。由此，吳起便棄文習武，鑽研兵法。三年後，經魯穆公的相國公儀休的推薦，當了大夫。周威烈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10年)，齊國攻打魯國。吳起殺掉娶於齊國的妻子，以解除魯國君臣的疑心，遂被任命為將。他以老弱疲卒列於陣中，佯裝怯戰求和以麻痹齊軍，爾後以隱蔽於兩翼的精兵，突然發起猛攻，大敗齊軍。穆公聽說吳起有母死不奔喪和殺妻求將之事，便解除了他的兵權，吳起遂投奔魏國能禮賢下士的魏文侯。
魏國是戰國初期七雄之強者，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門豹等人，進行變法革新，國力迅速強大起來。周威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吳起奉命攻取秦國河西之地，後擔任河西郡守，直到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離開為止，共27年，先後統兵與各諸侯國軍隊作戰76次，其中獲勝64次，12次打個平手，沒有失敗過，為魏國「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同時，他致力于軍事、政治、經濟改革，創建了一支經過嚴格訓練的「武卒」。後遭大夫王錯誣陷，於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被迫投奔楚國。
楚悼王十分器重吳起，重用為令尹(相當於相國之職)。吳起此時雖已年邁，但全力「明法審令」，推行變法革新和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廢除世襲分封，取消貴族特權，獎勵耕戰之士，嚴格整軍備戰。僅一年多的時間，楚國國力增強，南平百越(當時對南方各少數民族的總稱)，北滅陳(今河南東南)、蔡(今安徽西北)，擊退魏、趙、韓三國的進犯，西北敗秦軍，威震四方。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反對改革的舊貴族乘機殺害吳起。吳起作為政治改革家與商鞅並稱。吳起能征慣戰，與士卒共甘苦，深得部眾之心。所著《吳子》，在中國古代兵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吳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期以前。《漢書·藝文志》著錄為48篇。現存《續古逸叢書》影宋本(見圖9)及明、清刊本，有六篇，分上、下兩卷。國外有英、法、日、俄等文種譯本。
吳起對軍事問題的論述，是圍繞著治國的恨本目的展開的。他在《圖國》篇中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就要「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他所說的「文德」，就是「道、義、禮、仁」，即政治所涵蓋的基本內容；「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即：使國家安定強盛的軍事。如果國家的文德好，用仁、義教育百姓，用仁、德熏陶民眾，用賢、能的人治國，那麼百姓就能安居樂業，民眾就會敬重官吏和擁護國君，就能戰勝強敵。所謂武備好，就是要選募有才能的人，建設強大的軍隊，以防突然事變。吳起認為，文德和武備不可偏廢，諸如承桑氏部落的首領，只講文德而廢弛武備，結果遭致滅亡；有扈氏部落的首領，光憑兵眾而失德好戰，終於喪失社稷。可見文德失而戰亂起，武備廢而社稷亡。吳起把政治和軍事視為鞏固國家、安定民心的兩大根本條件，這是《吳子》的核心內容，也是其戰略思想的立足點。
吳起在《圖國》篇中分析了戰爭的五種起因：一是為了爭名位，二是為了爭利益，三是互相間冤讎的長期積累，四是內部發生變亂，五是災荒、飢餓的逼迫。它們的性質各有不同：禁暴除虐、挽救危亡的稱「義兵」；恃強凌弱、侵犯別人利益的稱「強兵」；因激忿泄怨而動用干戈的稱「剛兵」；背禮忘義、貪圖私利的稱「暴兵」；因受災荒而饑寒交加起事的稱「逆兵」。對不同起因和性質的戰亂，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和不同的方法對待，切不可窮兵黷武。吳起對戰爭不同起因的分析，是古代兵學的一大進步，而他對國君不要窮兵黷武的告誡，則是他洞察戰爭之弊端的精闢見解。
吳起「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戰略，反映在他的軍事思想上主要有三：其一是嚴明治軍，其二是料敵用兵，其三是因敵而戰。
《吳子》中關於嚴明治軍的論述，集中在《論將》和《治兵》篇中。吳起認為，治軍的關鍵在治將。所以他在《論將》篇中指出，要選拔文武相濟、剛柔兼備的人擔任統兵的將領，才能受命不辭，率領大軍，統一號令，嚴明軍紀，恩結士卒，分明賞罰，料敵如神，謀劃全面，部署周密，決策果斷，戰法多變，出奇制勝。有了良將，還必須要有一支治理良好、訓練有素(即《吳子》所說的「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精兵。這支精兵，駐營時遵守紀律，行軍時威武雄壯，進攻時敵不能擋，退卻時敵不能追，可以無敵於天下。《吳子》還特別注重加強士兵對兵器使用的訓練。這是因為吳起的軍事生涯主要是戰國前期。其時，由於鐵兵器的使用和強弩威力的增大，機動不便的戰車往往成為強弩之的，車戰的作用逐漸下降，步騎戰的作用日益上升，水戰亦已興起。種類不斷增加的兵器，戰馬的裝具，戰船的槳櫓，也都需要根據士兵的特長，進行分門別類的專業訓練。為此，《吳子》提出輾轉教學訓練法，使「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由良將統領訓練有素的精兵，便可無往而不勝，這就是吳起治軍思想要達到的目的。
《吳子》關於料敵用兵的論述，並不停留在一般的理論上，而是在《料敵》篇中，針對齊、秦、楚、燕、韓、趙等六國的不同國情，採取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對剛愎而富饒，君臣驕奢，政令鬆弛，軍心不一的齊國，可分兵三路，「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國勢強盛、地據險要、政令嚴厲、賞罰有信、人皆好鬥的秦國，要先以利引誘，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時，乘機襲擊之；對於國勢衰弱、國土廣闊、政令紊亂、人民疲睏的楚國，可以採取先襲擾其駐地，挫傷其士氣，再以輕騎突擊，速進速退，不斷消耗和疲勞它，便可以取勝。此外，還分別針對燕、韓、趙國的國情，提出了取勝之法。
吳起還提出了因敵而戰的多種戰法，其要旨是「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他在《料敵》篇中指出，當敵人處於嚴寒酷暑行軍而極度困難、糧食告罄、物資耗盡、兵力不足、救兵不至等八種危境時，可無需卜問吉凶而立即進擊；當敵人處於遠來新至、行列未定、既食未備、來往奔走、未得地利、旌旗亂動等13種情況時，可乘隙蹈瑕，不失戰機，「急擊勿疑」；對於土地廣大、人民富眾、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能任賢使能等六種情況的國家，決不可與之交戰。此外，吳起還在《應變》篇中，提出了擊強、擊眾、谷戰、水戰、圍城等各種具體戰法。
《吳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兵法》，總結了戰國前期的戰爭經驗和特點，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